“七・七”烽火点燃以后，我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南下，到达南京后不久，“同学会”解散了，同学们分别流亡各地。我和几位同学在第二年年初，辗转到了汉口，参加一些抗日活动。
“七・七”周年时，我亲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情景。当时国民政府在汉口的有关部门，如国际宣传处、中央通讯社、国民政府军事
“宣传周”活动中有一重要项目：设立献金台，举行献金活动。
献金台原计划在汉口设三座，在武昌和汉阳各一座。“七・七”这天，天刚一亮，一群又一群市民就从四面八方奔向台前，从清晨到黄昏一直“奔流”不息。武汉三镇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可人们虽汗水湿透衣衫，仍然井然有序地顶着骄阳排长龙。汉口的一个献金台，一位黄包车夫刚在马路边停住车，接过顾客的车钱，就直奔台前。一位老人本已临到该排在“龙首”了，却一闪身让开，说：“你还要去拉车，我让你先献。”这车夫不但把顾客刚给的车钱献上，而且把这一大清早赚的血汗钱也全献了。
这五座献金台，台台前面都奔涌着这样的人流：有机关职员，有茶楼酒馆的堂倌也有他们的老板，有澡堂擦背的，也有街头摆地摊的和擦皮鞋的，有码头工人，还有“老妈子”（女佣）以至于“叫花子”（乞丐），还有大公司大银行经理、襄理，还有教授、教师，社会名流和普通市民，有满头银发的老翁，也有一头青丝的妙龄名媛……
献金台原规定只献金三日，后来不得不延长两天；本是五座固定台，后来又增加了三座流动台。第二天上午，两位从安徽逃难出来的小学教师（夫妇俩），前天才在武昌亲戚家住下，今天就来献金。
人们献的不只是法币（当时中央银行的纸币，“法币”是通称），还有银元、铜币、外币、金首饰、银杯、银盾、金手表和药品、衣服等等。献金者有的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三次来献。据统计，献金总数100万元挂零（包括实物折合法币数字），人数超过百万人次，而当时三镇人口总计不过70万。三镇沦陷后，日伪军还曾追查过献金人，不少人受到了迫害。
郭沫若的《洪波曲》和夏衍的一篇文章对那次献金活动均有记载，但遗憾的是皆只寥寥几笔，语焉不详。当年的汉口大小报纸对之是有详细而具体报道的，不知今时还能寻找到这些资料否？
如此这样全民热血沸腾的爱国抗日活动场景，是八年抗战史页中的闪光之页，是永垂青史的篇章。抗日战争是举国一致的全民抗战，有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也有艰苦抗敌的敌后战场，有“大后方”全民协力以各种方式支持战场将士御敌的爱国情操，也有敌后边区广大民众誓死掩护我军抗敌的各种活动。上述这难忘的五天，也当为我们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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