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经济学分类与经济学家分工

编者按:本刊7月26日发表何大安教授《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一文后,在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该文述及“理论经济学研究被冷落,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明显”，及“经济学家必须摆脱世俗的诱惑”等,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通过撰写稿件或电

关于经济学家的分工(类),笔者基本同意何大安先生《经济学分类与经济学家分工》(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以下简称何文)一文中的观点。这里,笔者试就相关的几个观点作些辨析和补充,请方家不吝指正。

“社会需要形成经济学的分类”,这是无疑的。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归根结底,都是按实践需要分类的。“经济学分类决定经济学家的分工”,这个说法大体上也不错。因为一般来说,由于现在的学科研究越分越细,人们一般毕生都在一个学科分支进行研究,已经很少有横跨几个学科的“达・芬奇”式的人物。但严格地说,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的分工之间并不必然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远的不说,就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来说,他就既做经济研究又做总统经济顾问,可谓既是理论经济学家又是应用经济学家;在理论方面,他在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一方面,根据学术研究领域大致把经济学家分为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含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只能说是大体上可以;另一方面,按别的方法进行分类也没什么错,只要分得有理,比如就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十类。对这个问题,笔者非常赞同何大安先生的这个观点:“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是在精通理论的前提下如何将理论服务于实际,而不在于经济学家的类别划分。”

本文的重点是想补充讨论与何先生论题相关的经济学家的学术品位和学术道德问题:1.研究实际问题是不是学术品位就比研究理论问题低?2.经济学家应不应该赚钱?

关于问题1,在美国,目前大体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在大学以理论经济学研究为主,在政府和公司研究院以应用研究为主;一流的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二三流的经济学家进行应用研究;经济学博士毕业首先考虑去大学谋一个教职,谋不到才到公司去,包括世界银行、“大摩”这样的机构。但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未必正确,而且确实国情有别。首先,经济学本是致用之学,但美国模式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有脱离实际变成屠龙之技的趋势。以管制理论为例,模型一大堆,但基本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其次,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特别多,这和美国的成熟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拙作《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改革》2005年第7期)。

笔者认为,中国更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研究实际问题学术品位并不比研究纯理论问题的低。这里有个关键,就是理论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应用研究也不能就事论事。一般来说,理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是从实际研究中得来的,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例,如果科斯不是研究了大量的经济纠纷案例,是不会有那篇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问世的;没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不可能有《通论》问世并得到广泛关注。相应地,进行应用研究后可把它抽象出理论,何况能够把一个实际问题解决好本身就很有水平。以工科为例,学者的水平一是表现在理论建树上,一是表现在解决工程问题上(当然常常二者是相关的)。经济学也是一样的。

但我国确实存在着何文所说的情况,就是有的搞应用研究的经济学者学问平平,课题(应用研究)做了不少,但没有什么文章或论著,或者论著很多,但学术价值被同行评价不高,等等。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从应用研究中提炼出理论,另一方面,经济学应用研究和工科应用研究又有点不一样――工科的问题是实打实的,解决了就是解决了,没解决就是没解决,但经济问题则没有这么绝对,解决和没解决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所以有的学者可能就应付了一点。也就难怪人们觉得有的应用研究学术水平不高了。

关于问题2,何文认为目前我国的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的队伍不断壮大,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明显。笔者倒是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一者,转型中国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特别多,有需求,自然就有供给;二者,经济学家也是理性人,没有理由要求经济学家是圣人。学者争取科研经费是正大光明的,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很多都挂两块牌子――实验室和公司,教授同时又是老板,要用应用研究的经费来资助理论研究。当然,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理论经济学大致属于此)的学者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基础理论研究又特别重要,就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没有它们就没有几乎所有20世纪的物质科学文化,从原子能、半导体、超导体到激光、计算机等等。怎么办呢?这就得一靠学者的兴趣,二靠国家的经费支持。美国到2004年已经连续五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这和美国在经济研究上的巨大投入是密切相关的。

但另一方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济学家作为决策参考者时,不应利用自己的身份谋取私利。换言之,不能拿了谁的钱就有意为谁说话,在制定政策时故意偏向谁。如果是这样,“课题”就变成了变相的行贿工具!那就是严重的学术品德问题了。在西方,这种行为一旦被揭露绝对是丑闻,当事人身败名裂不说,可能还要吃民事赔偿官司。当然,西方也不可能杜绝这类事情,但它的社会舆论、媒体时刻在监督着,宗教信仰在内部约束着,法律在随时准备着,所以这种情况还不普遍。而我国似乎确实出现了极少数经济学家被利益集团拉拢甚至收买的情况,拉拢的方式有给“课题”、邀请做独董、给出场费等。当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行得正,所以敢站在公平的立场上仗义执言,保持了应有的学术品德,获得了社会的尊敬。

所以,笔者以为,重要的不是经济学家的分工(类),而是不论哪一类的经济学家都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品位,都要保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