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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曾用名任又之,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3年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被委任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该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哲学学科学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87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宗教所名誉所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宗教学专家。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 |
“我已经退下来了。”听记者说明来意,任先生忙解释说,“今年5月份刚刚退下来。”说着,便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教授。“我1987年开始当馆长,已经18年啦。”任先生摩挲着沙发的扶手,话语中有些感慨。
这是一个不大的套间,里间办公,外面的会客室靠墙摆着几只老式布面沙发和两个小茶几,除了一盆半人高的绿色植物,再无任何装饰,简朴得有些寒伧。
“您还记得当年上学时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吗?”我问道。
“我是在济南上的小学,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在叫大明湖小学。只记得当时各班都有一个小图书室,由学生轮流管理。”说到这里,任先生停了一停,笑道:“所以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管理图书馆的经验了。”他开心地笑着,原本有些苍白的脸红润起来。
任先生个子不高,戴一副黑边眼镜,白发稀疏。他行动自如,谈吐流利,完全不像一位耄耋老人。
任先生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上完了高中。他回忆说,学校在现在中南海西门里边,怀仁堂的旁边,离北海公园边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不远,常常走着去那里看书。“那是1931年到1934年。那时图书馆里人很少,去了就有座位。”
当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如今已是国家图书馆分馆;面前这位做了18年国图馆长的老人,就是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里的高中生。任先生的叙述语气平淡,却足以令人顿生沧桑之感。
记者请他谈谈近况,不料,89岁的任先生说起了“三十而立”。
“我现在的理解是,‘立’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时代中给自己定位,然后才能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任先生说,回顾历史上文化昌明的时代,比如汉唐盛世,都是经济先恢复,文化才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必将迎来一个文化盛世。“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的,就是为将来的文化大发展准备资料,打下基础。”
任先生的这个想法萌生于80年代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因此,最近这20多年,除了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两部大书的编纂工作中。《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工程1982年启动,1997年完成,全书106册,集历代大藏经之大成,提供了一部佛教典籍的完整资料。1992年开始编纂的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典》,把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分22个学科,每科为一典,共7亿字,规模与《四库全书》相当,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出版工程,现在已完成三分之一。
说起两部大书的编纂,任先生引用了顾炎武的一句话:“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沉吟片刻,他接着说道:“文化传统无法割裂,也不可能推倒重来。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把《中华大典》完成。”
告辞出来,已经10点多了。国图门前仍不断有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女赶来。看着他们匆匆的身影,我不由放慢了脚步,心想:70年前,任先生走进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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