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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沙坪坝岁月

2005-09-1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陶大镛 我有话说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原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迁移重庆沙坪坝。

从1937年到1940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二、三、四年级的几年里,我都是在沙坪坝度过的,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中央大学是借重庆大学的一侧,在松林坡上盖起了一片简陋的平房。集体宿舍是几百人一大间类似仓库式的平房,睡的是双层

床、上下铺。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读书空气却很浓。我们的教室十分简陋,图书馆阅览室也很小,但藏书不少,主要的参考书都有。大家学习刻苦勤奋,到图书馆还要早去抢座位。我们的学习还常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干扰。在1939年“五四”大轰炸期间,每逢下午一拉警报,我们就要跑进防空洞。即使在防空洞里,同学们还在学习,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当时中央大学拥有很多具有学术权威的名教授,对学生们影响很大。如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我很喜欢听沈先生讲课,他一上讲台,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各系学生都可以自由来听课。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也不回家,他们生活相当清苦,常常是吃一碗阳春面就当了午餐。

当时的同学,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关心时事。1939年前后,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还做过团长。参加这个团的同学很广泛,在“五四”大轰炸时,听说重庆城里防空隧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我们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救亡工作团”是学习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要接近群众。我们曾组织同学下乡、下煤矿,慰问他们。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救济金。

也就在1939年,我与进步同学联系更多了,经济系的石山(靳吉甫)同志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和我单线联系的是中文系的陈维诚同志,我从他那里看到不少延安寄来的小册子。1939年春天,陈维诚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

后来,组织上让我出来负责主办“中苏问题研究会”,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开始每隔一星期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唯物主义哲学。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认识苏联在二战中起什么作用,能否与英美联合反法西斯主义”,当时在校内很受欢迎。

每到星期六,我们还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张西曼,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借苏联影片,在校内露天放电影。还在苏联大使馆的支持下,在沙坪坝举办过苏联人民生活图片展览。

“中苏问题研究会”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请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如邹韬奋、沈志远、钱俊瑞等到学校做报告,其中最轰动的就是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

那是1939年的春天,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国民党政治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那次报告是在中央大学的大饭厅里举行的,报告的题目大概是“谈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他的报告讲得好极了,非常生动,很吸引人,讲了足有两三个小时,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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