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军事指挥，置身实际战斗
，开展医疗活动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将军参与指挥了“八・一三”凇沪会战、保卫南京和武汉的空战。西点军校出身、年近六旬的“中国通”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在极其艰苦的缅印战场，他亲自带领中、美、英、缅将士在丛林、山区中跋涉，成功指挥了中国远征军和美军的对日作战，打通了国际援华运输的中印公路，开辟了“驼峰航线”。史迪威将军以“我的动机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将援华物资的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史迪威富有远见的建议和努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空军志愿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中国空军作战，帮助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1938年初至1939年夏，苏联空军志愿队前后有2000多名指挥员、战斗人员、技术人员到达中国，出动飞机千余架次，配合中国空军进行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洛夫等200多名苏联志愿军勇士在空战中英勇牺牲。美国空军志愿大队飞跃危险的“驼峰”，运输物资70多万吨，损失飞机400多架，志愿队第一中队长罗伯特・山德尔、第二中队长杰克・纽寇克、志愿队员约翰・斐塔区、美驻华空军队弗兰克・谢尔等英勇的飞虎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外国革命者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的越南革命者洪水(武元博)、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朝鲜人民抗日英雄武亭、金昌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等许多革命者。
史沫特莱、斯诺、贝特兰、史迪威、陈纳德等国际友人积极征召医务人员，1938年夏秋之际，在中国各战场已有三四十个医疗小分队。1938年3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专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和医疗队护士琼・尤恩到达延安，执意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医治伤员，建立敌后抗日医疗机构；最早进入陕甘宁根据地的美籍黎巴嫩人、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的朋友、1939年9月到达延安的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指挥医疗队救护伤员，进行新闻报道，并参加了百团大战；由队长爱德华、副队长卓克华以及队员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等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1939年2月到延安，坚决要到敌后根据地与八路军在一起战斗；1939年，犹太人奥地利籍医学博士罗生特（雅各布・罗森菲尔德）来到中国，是新四军中“活着的白求恩”；1942年，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到达延安，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医务工作者；此外，还有奥地利共产党员傅莱医生、朝鲜方禹镛医生、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等许多国际友人救助了千千万万抗日军民。
客观公正报道中国抗战的实情
抗日战争时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特别是1936年抗战爆发前，斯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以后，许多国际友人纷纷到达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访问，掀起了介绍边区情况的热潮。1937年9月，詹姆斯・贝特兰访问延安，就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的方针政策及战略战术等问题采访了毛泽东；1939年9月，埃德加・斯诺重访陕北；著名记者作家、德国共产党人汉斯・希伯到苏北和山东敌后访问，在战场上壮烈牺牲；1944年夏，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团体――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封锁访延安，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到根据地的另一个团体是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他的到来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观察组成员将在延安及根据地的考察与感受写成大量的军事政治报告，上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认为共产党真心抗日，得到广大民众的真正支持，领导着一支年轻的战斗力强、素质良好、士气旺盛的人民武装，确信中国共产党将把握未来中国的命运。因而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向中国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建议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国共两党，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观察组成员们的积极努力，对当时美国驻华军方和罗斯福总统都产生重要影响。
到延安和根据地访问的作家、记者、观察员们撰写了许多介绍中国共产党及敌后根据地的文章和书籍，向全世界热情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事业。1937年10月，斯诺的成名作《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几个星期内销售达10万册以上，国际社会初次看到了红色的中国，开始对红色中国予以关注。此外，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所著《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所著《红色中国报道》（《北行漫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著作，都真实记录了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罪行，尤其称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确信这支日益壮大的力量，能够打败日本，并治理好这个国家。
积极从事战时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国际友人积极从事战时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积极从事工合运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斯诺等6人发起工合运动，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工合总会），发展中国内地工业以支持长期抗战，帮助后方难民就业。在全国创办了三千多个工厂，其中“延安工合事务所”为陕甘宁边区军用和民用工业作出贡献。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慈善家纷纷参加“工合”董事会，斯诺夫妇为此捐出全部积蓄，以中国人的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其二，外国科技专家支援边区建设。英国物理学家威廉・班德夫妇是第一批到抗日根据地的科学家，从晋察冀到陕甘宁，为八路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1944年5月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迈克・林赛）到延安，在延安建立了第一座国际电台，发射无线电信号到达旧金山和南印度洋；还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为中国共产党与外界联系作出重要贡献。其三，以多种方式援助中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胚胎学家、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行程5千里，给困难中的中国科学界以实际、真诚的帮助，赴玉门油矿等地讲学，向中国大学及图书馆赠送科学书籍七千余册，资助60余名学生赴英国留学。其四，从事根据地文化建设。1937年10月，朝鲜作曲家郑律成到延安，1939年夏与词作者公木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这首歌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在解放战争时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威武雄壮的乐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唱到共和国的今天，鼓舞着千百万英雄儿女。此外，郑律成还为《延安颂》、《延水谣》作曲。世界著名摄影家伊文思赠给延安一部摄像机，就是这部摄像机拍摄了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生活片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活动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大”盛会。（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