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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高度审视职业教育

2005-10-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采写:王斯敏 策划:周迅 我有话说

姜大源,研究员,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兼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暨课程理论与开发研究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教育周刊: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2004年招生人数达550万,超过了199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充分显示了政府对于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视;但同时,此人数却仅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0%左右,招生比例比20世纪末有所下滑。可见,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似乎并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姜大源:在思想观念上认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很重要,观念上不重视,解决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

职业教育的意义是多层面的,其中最直接的一点,就在于能够培养大量我国所急需的高水平技术型人才。中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局面下,得到了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大好机遇。但是,这个制造中心绝不应是简单的、低水平重复的加工中心,而是高水平的制造中心,甚至应发展为研发中心。那么,谁为这个制造业中心制造工人和工艺型、应用型工程师呢?职业教育。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的德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一提国家竞争力,就提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看做是“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相比起来,另一个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家――日本,现在的经济就出现了很大问题。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将制造业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过分“钟情”于金融业,导致“产业空洞化”。而服务业和金融业,如果没有制造业在背后作为依托,就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职业教育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要素。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进入第二次工业化阶段,只是处在第一次工业化“中期的初期”。在这个阶段,对中等层次的人才――技术工人的需求非常迫切。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已完成第二次工业化并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25个国家中,中等层次的技术工人、中初级的管理人员,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超过50%。显然,处在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所需中层职业人才的数量将大于这一比例。此外,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基本都是技术工人,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而我国七千万产业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其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6%,高级工仅为4%。无疑,要改变这一状况,急需大批新型技术工人,也就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非如此,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

教育周刊:技术工人缺口如此大,可同时,每年又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为就业发愁。有专家指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就不可能消失。

姜大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大家都盯着“高考”与“名校”不放?很大原因就是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形成,职业教育没有充分发展。这就误导了很多人盲目地去走考大学这条路。如果职业教育真正发展起来了,在体制支撑、师资投入等方面都获得了与普通高等教育一样的地位,就必然会吸引很多受教育者,高考这座被“千军万马”所争抢的“独木桥”,也会压力骤减。这就为素质教育真正推行创造了条件。职业教育具有“人本性”目标,即在获取技能、知识和就业机会的同时,发展人的个性、发掘人的潜力、发现人的价值,从而塑造一个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这正是素质教育的内涵。职业教育不只是给学生带来了技能,也铸就了人的一生发展所需要的能力根基。它所强调的能力本位,改变了应试教育只重分数不重能力的状况,培养出的不再是单一的、被束缚的“高分低能”的人,而是找准了自身特长与发展方向、得到了自由发展空间的人。

教育周刊:现在有一些农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孩子上学有什么用?大学毕业也没工作,不如早点学门手艺赚钱。”看来,职业教育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势必影响到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姜大源:这是一定的。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三农”问题的切实解决。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者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受过专业技能培训者仅为9.0%。大量缺乏技术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对于农村和城市冲击都是很大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怎样有效地、科学地转移农村人口?必须先解决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农民不让孩子上学,不单纯是“上不起学”,而是看不到上学后的就业出路。因此,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使农民具有“一技之长”,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着好棋。只有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才能完成在近几年转移两亿多农村劳动力的战略目标,实现农村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

教育周刊:有调查显示,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目前还多是农民子弟、城市贫困人口和所谓的“落榜生”,是否可以说,职业教育发展与否,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姜大源:格林斯潘针对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提出,解决两极分化加剧的手段是发展教育。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中国目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属于弱势群体,也是扶贫对象。他们若能通过职业教育摆脱贫困,那无异于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排忧解难”,因为和谐社会正是要求消除贫困,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同样,大型国有企业的1150万下岗工人需要进行转岗培训;现有的7亿多从业人员,需要学习新的手艺和技术;每年初中毕业生中未进普高或职校的700万人,也得进行学习。这些都离不开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搞好了,促进了就业,必将为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其“乐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为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教育公平也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孩子的考试成绩不好而剥夺他们发展自身特长的权利。如果使用传统“大一统”的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势必会以强势教育类型的要求去衡量处于弱势教育类型的群体,从而导致失衡。

所以说,职业教育,是维护整个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护个人心理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教育周刊:从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强紧迫感、加紧职业教育的发展呢?

姜大源:这个问题真的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我们还有多长的时间来期盼职业教育的繁荣?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世纪之初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历史也给了我们在新世纪“重振华威”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职业教育,是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的动力源,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助推器,是加速国家现代化的发动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一句话,职业教育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要素!我们必须紧抓技能人才的培养,否则,“缺一则跛行”,会使国力裹足不前。尽快转变观念,把发展职业教育变为自发、自主、自觉的行动,方是当今之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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