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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光明日报

2005-10-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彭程 我有话说
著名作家巴金,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向广大读者奉献了大量的文学精品。其中许多散文、随笔、文艺评论类作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作为在文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一张报纸,光明日报也刊发过巴金的一些作品。

上世纪50、60年代,巴金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像1955年9月24日《文艺生活》版上的《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开放美丽的花朵》,是为当时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而作的。散文用充满激情的瑰丽的语言,讴歌了青年建设者们的杰出贡献:“你们用年轻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劳动给祖国的河山增添了多少美丽,给我们的国家增添了多少财富,给我们的时代增添了多少光彩!”

十年“文革”浩劫中,巴金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受到迫害,光明日报上自然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但这期间,他一直同报社文艺部编辑黎丁保持着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巴金全集》第24卷中,收录了巴金写给黎丁的近30封信,起迄时间分别为1946年和1987年,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经历了几十年的交往,两人之间不再是作者和编辑的普通交往,而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点从信里可以看出。在信中,巴金谈生活和工作,谈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谈家人近况,谈俩人共同的朋友的情况,谈对国家形势的关心。现将谈及光明日报的有关信件简单介绍一下,从中可以看到巴金一直很注意阅读光明日报。

1974年3月20日的信中写道:“寄来《光明日报》收到,谢谢。上次寄的《光明日报》也收到了……《光明日报》上好文章也不少,我已订了一份,以后你不用寄来了。”

1975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最近黄河清兄向我要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周建老写的《鲁迅与自然科学》,我只找到一份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自然科学》第二期),下一半记不起发表在哪一天的报上。现在只好麻烦你,请你给我寄一份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和两份刊载周建老文章下篇的报纸(即《自然科学》第三期)。十分感谢。”

1976年11月26日的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粉碎“四人帮”后作者欢欣的心情,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四人帮’揪出后,我也感觉到头上的大石搬掉了,连睡觉也安稳得多。我的问题也有彻底解决的希望了……我想要一张本月20日(星期六)的《光明日报》,就是刊载柳鸣九《“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文章的那张。我是订了《光明日报》的,可是有几个朋友要看,我那张报纸找不到了。倘使方便,希望能寄一张给我。”

不久后,在1977年1月7日的信中,巴金进一步表达了内心的喜悦:“‘四人帮’打倒,大快人心,全国一片新气象,大家心情舒畅,意气昂扬。现在又有两件事麻烦你:一、寄给我一份1月7日的《光明日报》,就是登载李瑛长诗的那一份(指李瑛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一月的哀思》―――编者注)。有个写诗的朋友喜欢这首诗,他从电视节目中听到这首诗的朗诵。”

1977年7月29日信中写道:“《光明日报》刊载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语录的那一张,还是请你找两份寄来。”这里指的是光明日报7月12日用一版整版转二版上半版的篇幅刊发的《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部分论述》。报纸“编者按”明确表达了刊登这篇文章的宗旨:为了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全面而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虽然信中没有细说,但可以想见,不久前刚刚获得“第二次的解放”(这是他发表在当年6月11日文汇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的巴金,会从这篇文章受到极大的鼓舞,会强烈地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重返文坛后,巴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奋笔耕,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给光明日报写稿。这一点在1978年11月27日信中也有记载。信里写道:“我最近仍忙,身体又不好,因此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但也常常想念你,还怀念今年三月在前门饭店的那一段生活。西光同志要我写文章,讲过两次,回来以后我写文章不多,索稿的人不少,文债一直无法还清。昨天写好一篇短文,寄给你看看,《光明》能用就请发表,如不便用,就寄还给我,过几天我另外寄短文给你。”信中“前门饭店的那一段生活”,指的是当年巴金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下榻在光明日报社对面的前门饭店,这期间,黎丁和报社文艺部的几位同志曾前去看望他。“西光同志”,是指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

除了勤奋写作,巴金还十分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提出许多建议。其中他操心最多、下力气最多、也寄希望最多的,便是建立“现代文学资料馆”一事。1981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在三版《文学》专刊头条位置,发表了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一文。文章是这样深情地开头的:“近两年来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过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这篇2000多字的作品,详细介绍了他的这一想法的由来,阐述了做好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文革”中彻底否定作家作品,文学资料成了“四旧”,被无情地毁掉,使他痛心不已。“毁弃过去的资料,否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他主张要把散落的现代文学的资料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保存,因为“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

在文章最后,巴金充满信心地写道:“我那些美好的梦景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巴金建立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被多种报纸、媒体传播出去,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得到了孔罗荪、曹禺、李健吾等几个老友的支持,茅盾、叶圣陶、冰心、夏衍等闻讯也表示要鼎力相助。同年10月,中国作协即成立了建馆筹委会,在中央及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助下,选定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作为临时馆址,在1982年10月举行了成立典礼。巴金先是捐赠了自己历年积存的稿费15万元,嗣后又陆续捐赠了个人所获海内外的稿费与巨额文学奖金,并先后捐献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文物等。在他的带动和推动下,这一重大的文化工程进展迅速。

光明日报不但发表了巴金的倡议,还为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努力。1986年6月1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与艺术》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开辟了“作家书简”专栏。这些书简都是由现代文学馆提供、在报纸上首次发表的作为专栏的开篇,刊登了《巴金与现代文学馆―――巴金书简三封》。前两封是巴金写给老友萧乾的。1986年2月17日的信里写道:“你为文学馆多出力,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后代子孙会感激你的。不管文学馆有多少困难,有多少缺点,但我们必须支持它。”在得知萧乾也捐赠了大批资料后,同年3月14日巴金又写信称赞:“你做了一件好事,谢谢你。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把文学馆办好。这样才算是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尽了一点义务。我们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单靠说空话不会有什么用。”第三封是1982年写给孔罗荪的:“我关心的还是文学馆的事。先把牌子挂起来,再催房子,如困难不妨找乔木同志帮忙。一有房子,我就准备把捐赠的书刊和资料送出去……这的确是件好事,也值得花费您晚年的宝贵时间、精务和心血。”巴金老人为现代文学馆殚精竭虑,有口皆碑。

巴金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由于身体原因,完全失去了与外界的交往,但光明日报并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民作家,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前,编辑部想在“走进大家”这个栏目中对他进行报道。于是辗转找到多年报道巴金的新华社驻上海记者赵兰英,请她写了《巴金:人文精神的象征》,发表于光明日报2005年8月29日头版头条,文章生动感人,成为新闻媒体在巴金暮年不可多得的报道。这也算是这张知识界最具影响的报纸与巴金的最后的圆满的交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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