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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交给读者

2005-10-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肖东发 我有话说

“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巴金

眼下,我们在一些旅馆饭店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摆着一堆大部头、厚厚的套装书,而且都是大盒子、大开本,装帧豪华、图文并茂,表面看起来琳琅满目,好像很有分量,其实卖一折的价钱都无人问津。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读者中流传着这样几本书,开本不大,往往是小32开,字数也不多,每本不过百多页、八九万字,可是捧在手里让人感到沉甸甸的,格外有分量。这几本书就是巴金先生写的《随想录》。它们被读者称之为“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巨著”,“以散文形式在文学道路上树起的又一座丰碑”。

这几本小书之所以有分量,就是因为它渗透了一位老人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深刻感捂,还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极为坦诚的“忏悔”,包涵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巴金老人自己则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

《随想录》是巴金的晚年之作。写作的背景是“文革”刚刚结束,很多人心有余悸,也有人对噩梦“不堪回首”,还有人明明欠了债却把自己打扮成受“四人帮”迫害的受害者,以一贯正确的姿态“文过饰非”,更有甚者还手提“左”的棍子准备“秋后算账”。当时虽然浩劫已过,但环境尚未宽松,而巴老的这些作品都是写出之后随即发表,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经历的许多波折以及“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都足以说明说真话还是需要勇气的。巴老有这样的勇气,更有满腔的真诚。这种勇气和真诚便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之爱,来自独立思考后对自己灵魂的挖掘,来自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他说:“是的,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随想录》在文体表述上也是平实如话,娓娓道来,像是在与你促膝谈心,然而这样平实沉重的笔调,发表之初就得到“严厉的批评”――“笔调太平谈”、“忽略了文字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老人的回答是:“我不是用文字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举在头上。’……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实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

也有人说《随想录》有些“絮絮叨叨”,第一集前三十篇文章中有四十八次提到“四人帮”,第三集里翻来覆去地说“要讲真话”。“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是啊,如此简单的道理,还需要这位善良而真诚的老人反复强调,恰恰说明在中国社会中,“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直到今日,还有人批驳巴老的“说真话”,说什么“指出真话不等于真理,应该说真理”等等,这种质疑似乎挺有道理。然而,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又谈何“真理”?当然,真话首先得是实话,而不能是空话。巴老说的就是真话、实话,做的也是实事。老人说得多么朴实:“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绝不宣传。”

敢于解剖自己,乐于献出爱心,为了真实而活着,为了真实而写作,这就是巴老令人敬重之所在,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读《随想录》的理由。遗憾的是,眼下读者在书店里已经很难买到这套书了,能够见到的只是定价2000元的《巴金随想录手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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