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年开始由《大公报》陆续结集出版，我最初是从周作人的文章知其名的，后来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见到其日文版(龙溪书舍，1933年版)。如今，北京三联书店在“中日关系”再次成为焦点之际重印此书，实在功德无量。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超过四分之三的篇幅直接征引历史档案和外交文书资料，疏证和史论的部分不足四分之一，却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下和多角外交关系中清晰地呈现出中日关系60年来的历史演进脉络，证实一个新兴的日本帝国是如何巧言令色进而强词夺理，以西方帝国的强权逻辑和军事经济实力为背景步步紧逼，迫使处于衰败而逐渐觉醒中的近代中国陷入被侵略状态的过程。尘封的档案资料和外交文书能如此鲜活地展现历史动态，全在一代报人王芸生身处历史现场(“九・一八”事变)和舆论媒体中心(《大公报》)所养成的政治敏感，特别是在犬牙交错的国际关系中把握中日关系的阔大眼光，使资料得以重归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并有了内在的线索和“意义”。
直到1937年前的近代中国也曾出现过“日本研究”的重要成就。例如，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日本杂事诗》；戴季陶《日本论》(1928)；周作人《日本管窥》(1935－1937)等等。身为第一代驻日公使兼诗人的黄遵宪在客观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成就的同时，更注重从历史渊源上叙述中日关系的美好往昔而力倡两国的“同文同种”。青少年时代在日本留学的戴季陶，从历史、宗教、审美、民族性诸视角给现代日本一个综合的观察。周作人则更彻底地从“文化”方面强调中日两国的东亚共通性，他沿着黄遵宪的路径认识日本，文人审美化的历史想象固然令人神往，但也遮蔽了从现代民族国家法则和帝国主义强权逻辑来观察现实的视角。1935年6月所作《日本的衣食住》(“日本管窥之二”)的结尾，周作人竟能够下如此判断∶“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且不说在“九・一八”东北已经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未尽，中日全面战争已迫在眉睫，这种文人式的美学想象是多么苍白无力，即使是在和平时期的今日，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同文同种”的“亚细亚人”的“命运还是一致”的说法呢？
相比之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无疑在上述文化、历史、审美的视角之外，开辟了新的研究日本和中日关系的路径。文人审美化的历史想象无济于现实，倒是王芸生的著作，以“明耻怀勇”为宗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叙述60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脉络，给了国人一个冷彻的警醒。
当然，今天的世界格局已非当年虎狼瓜分中国的时代。不过，地缘政治中的东亚关系依然错综复杂，中日、日韩、韩朝等等关系都无法在单一的两者关系中讲清楚，单是一个朝鲜半岛问题，亦需要“六方”来“会谈”，足见东亚关系的复杂性。因此，《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确立的那种以冷彻的眼光，在复杂多角的国际关系中观察中日关系的阔大视野，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另一方面，当今的日本也不再是战前全民族深陷帝国主义逻辑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日本。一部分日本国民，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建立起反省战争罪恶，批判军国主义殖民侵略历史的理性基础。他们希望永久和平，不愿意再看到战争的灾难，维护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理念，希望与亚洲邻国的和解与“联带”。所以，今天研究日本和中日关系，要求我们以冷彻的眼光和多元的视野面对地缘政治中复杂的历史与现状，认清中日两国各自的位置与立场以谋求有效的解决途径。在此，《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无疑是一个珍贵而可资参照的思想资源。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王芸生编著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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