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才能“小康”
人类对小康社会理想追求的历史表明,没有和谐就没有小康。《诗经》中已有“小康”一词。两千多年前,孔子开始用“大同”、“小康”来表达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相对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社会。大同社会也好,小康社会也罢,都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社会理想模式。到了近代,康有为变法维新、托古改制,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对儒家的“大同”和“小康”社会理想进行了改造。在国外,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也曾提出过建立理想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200多年前,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了铲除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以和平方式建立“新社会”的基本主张。但是,不管是旧中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外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阶级对抗十分激烈的社会,从根本上不具备“和谐”的基本条件。社会不和谐,“小康社会”的设想最终就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目前,尽管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们已经在政治上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和谐;经济上,中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正朝着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配置,经济发展进入了近几十年来最好的时期,现在又进入新一轮高速成长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党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立足中国国情,反思历史经验,放眼世界发展大势,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提出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本世纪头20年的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保证。要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必须以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保证。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已经达到1000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目前,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等。这些问题就是“不和谐”的表现,而不和谐将成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小康”才能“和谐”
“小康”离不开“和谐”;同样,“和谐”也离不开“小康”。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它既要保证社会的整体利益,又要满足个体的正当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前提。在财富匮乏的社会中必然潜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难以形成社会和谐。所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是和谐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为人们安居乐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提出了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标准,它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16项指标。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外,其他13项指标均实现或者超额实现。1990年全国小康实现程度为48%,到2000年全国小康实现程度为96%,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的确如此，没有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人民群众得不到实惠,中国不可能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所以不是空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有20多年的小康社会的建设成就作为基础。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的小康是一个低标准的总体小康,社会和谐的基础仍然不够牢固。在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局面下,人民内部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影响到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比如,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拉大的趋势。要解决这些不和谐,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只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