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超级女声》为高点的平民娱乐大潮几乎席卷了电视文艺、智力游戏、体育娱乐、财经理财等栏目，它的整个遴选过程让成百上千万学生疯狂，甚至发生集体逃学追星的事件，伴随的还有网络娱乐的不断蔓延，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他们不断涂改着“羞辱指数”，换取商人们的笑容……近日，针对这样的现象，
许多文艺家还指出，电视读书节目纷纷下马，从国外翻版过来的各种娱乐栏目却大行其道，高雅艺术总是在拯救文化的呼声中挣扎，被曲解的经典艺术却传达着娱乐文化盛行无忌的信号。北京的庙会还在，嘈杂和尘土飞扬的开奖活动热热闹闹难以寻觅民间文化的看点。最让人气愤的是某大电视台在有奖竞猜的时候竟然把人类的灾难当成集体狂欢的原料，引起了来自公众的强烈谴责……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分析说，有的广告大肆宣扬启用明星主持可以让观众知道更多的明星何时洗澡，到哪里购物，这说明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娱乐文化的需要和影响，然而娱乐的“文化”只是生存方式的简单层面，它虽然以大众文化潮流形态出现，却未必是大众文化精神价值层面的需要。可怕的是许多肤浅低俗的娱乐方式包装着文化的外衣打着接近百姓的招牌曲解文化。我们应该知道当观众习惯于娱乐的直接享受而厌烦思索的时候，“娱乐文化”的危机就出现了。尤其是一些被喻为“精神快餐”的娱乐性文化消费，毫无深度可言，长期依赖还会患上“营养不良症”。所以要强调娱乐文化和文化娱乐的区别，娱乐文化注重本能的快感，而文化娱乐则倡导精神文化，它们有质的不同。
“高涨的娱乐指数就像兴奋剂让人走火入魔”，这是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对目前娱乐节目的担忧。他指出，这将是人类带毒的盛宴。我们指责厨子烹调“文化垃圾”的同时也要追究为其添油加醋的某些媒体。对此周星深有同感，他说:一些生活类媒体为追求“卖点”让“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高雅”，这无疑是对文化娱乐的误导。
北京社科院沈望舒教授针对“娱乐文化”现象提出了“文化安全”的概念。他说，新兴文化消费领域飞速发展:3.06亿电视用户，10.7亿观众，催生了2000多套电视节目，上千家电视节目制作单位，年产万集电视剧的能力。尤其是数字电视、数字影院的发展，互联网文化、手机短讯文化、风靡于世的量贩式歌厅，分布于大街小巷的游戏厅、各式酒巴以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型演唱会，花样翻新的“选秀”……诸多新兴文化让我们的“文化安全”成为了新的问题，比如恶性竞争带来的粗制滥造，低俗之风，比如文化贸易巨大逆差带来的强国文化入侵等……
北京文艺论坛的发起人、北京文联党组书记索谦说:面对市场经济中的新问题、新矛盾，我们无需大惊小怪，我们应该找到科学的方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文艺如何驾驭市场经济而不是被市场经济所驾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