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民族特点的揭示
日本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养成了其独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格。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剖析，李大钊采取了较为客观的态度，既有肯定和褒扬，也有批评和质疑。
在李大钊看来，日本民族是一个“神智较为敏捷、精力较为活泼”的民族，“武士道”与“大和魂”，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日本民族的精神。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有现在的地位，全靠这种精神，这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扶弱摧强的精神，为公家牺牲个人的精神”（《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页）。这一概括和评价，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李大钊对日本国粹、日本民族精神的肯定。李大钊认为，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外来文明，善于调和东西文化。他指出：“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觉之士，以调和东西文明自任者，犹不惮大声疾呼之劳，以图殊途同归之效。”（《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43页）事实上，在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他们并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也不嫌弃自己历史遗产的贫乏，曾先后拜中国为师，拜欧美为师，主动走出去，虚心请进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异国民族的优秀文化，并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和实际，加以发展和创新。因此，李大钊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分析，反映了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特点。
对于日本民族性格存在的一些弱点，李大钊也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众所周知，天皇被视为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天皇崇拜思想在日本民族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对此，李大钊明确指出，日本人“奴性最深，死抱‘忠君’二字，竟无觉醒之一日，可怜！”（《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43页）而“武士道”意识与“大和魂”精神，令日本民族产生了向外扩张的外倾心理，使日本国民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看作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由此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武士道”意识与“大和魂”精神也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基础。
对日本侵华言行的痛斥
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李大钊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97页）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日德战争，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李大钊目睹了战争的全过程，因而深有感触。在他看来，日本的侵华战争及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种下了中国和日本两民族间的恶感”（《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62页）。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与其他留日学生投入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并被留日学生总会任命为文牍干事。他说：“此次日本提起交涉，全出于强盗乘火劫掠之行径，对于中国纯用迫胁威吓之术，对于世界各国，则取欺瞒诈骗之方，国际上不信不义之交涉，莫过于是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00―301页）李大钊认清了日本在提出及胁迫袁世凯政府签定“二十一条”过程中使用的种种伎俩，并充分意识到“二十一条”将给我国造成的危害：“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07页）为表达对“二十一条”的强烈愤慨和不满，李大钊将“五七”纪念日视为“国民的耻辱的纪念日”。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大亚细亚主义”思潮。李大钊对于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有着清醒认识，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说，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实际上就是日本人要借此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使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李大钊认为：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倡导大亚细亚主义，“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46―147页）他疾呼世界人类、东亚弱小民族、日本真正善良的国民，共同来防止这种大亚细亚主义的危险，共同来破坏这大亚细亚主义。1926年1月，李大钊就曾敏锐地判断出：“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639页）后来历史的发展正如其所料，五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历史证明了李大钊预见的准确性。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对中日和平的憧憬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李大钊指出，“日本者，吾中华之产儿也。考其立国千年之历史，一切文化制度莫非传袭上国者。是则尔岛自开国以来，吾华无一日不负教训诱导之责”（《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42页）。他看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也有一丝大国主义的意识隐含其中。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日本《万朝报》主张日本应该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李大钊对此表示了欢迎，认为“真是明白话”，“这特殊地位，实在是要不得的东西”。德国想要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结果惹起了一场世界大战，“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就为日本自身计，也是放弃的好。”（《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43页）李大钊劝告日本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其用意在于缓和两国矛盾，促进中日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寺田正毅内阁为了控制中国内政和经济命脉，百般拉拢收买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段氏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执意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对于这种所谓“中日亲善”，李大钊进行了严厉驳斥：“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413页）这段犀利之语，戳穿了所谓“中日亲善”的假面具，可谓击中要害。
1923年东京大地震，导致2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地震之后，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甚至一度低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说：“今后的日本，至少在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已经不是一个强者了，而且天灾之后，日本的政治上发生变动亦不是意外的事，这亦足为中日两国接近的媒介。”因此，他告诫国人“从今以后，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并期望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作一个先驱”。（《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62页）李大钊并不赞成排日仇日，认为人类的一切障壁应当打破，对于国人尤其是学界存在的排日思想，他“很觉惋惜”。李大钊设想：“倘能于日灾赈济以后，两国间扫除一切芥蒂，从此自新，东亚间的多少纠纷，都可自由解决。”他期望中日两国青年“共同提携，以期共臻大同之域”。（《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66页）这里尽管反映了李大钊对于日本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但也折射出他对中日友好的憧憬。
总的说来，李大钊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对中日友好的憧憬也反映了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东亚发展的善良愿望。李大钊的日本观，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侵华野心的认识，也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日本侵华野心的判断。但是，李大钊对于日本的认识，也有一些不尽妥善的地方。如李大钊把日本看成“蕞尔穷岛”，话语中透出一种对日本的轻视，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实质和危害性的揭示，也不够充分和深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