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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论君吏士民

2005-12-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梁安和 我有话说
贾谊是我国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向汉文帝提出一系列有关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办法,受到文帝的重视。然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与军功元老的反对,他被排挤出中央政府,先后担任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一生郁郁不得志,在33岁的盛年便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但他的治国思想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他对君、吏、士、民的剖析
论述颇有借鉴意义。

贾谊从有利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肯定了君主专制统治存在的合理性。他说:“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疲惫,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新书・立后义》,以下只注篇名)这一认识是对秦末农民起义到楚汉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劳动人民不能从事生产的历史总结。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贾谊关注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对秦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政策和方法给予深刻反省和批判,使汉王朝统治者能够引为借鉴,不重蹈覆辙。

贾谊认为,“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阶级》),因而,国家的兴衰存亡、长治久安,就系于君王一身,正所谓“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否耳”(《益壤》)、“天下之治在陛下”(《一通》)。君王对国家的安危既如此重要,那么就君主而言,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贾谊认为,“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也就是说,用人是君主的第一要务,如果“贤人不举,而不肖不去”(《大政下》),就是君主的严重失职。其次,君主还有责任督促各级官员组织民众发展生产,保证国家粮食供给与粮食贮备,做到“虽有凶旱水溢,民无饥馑”(《礼》)。第三,君王还应率民向善,做道德的模范。贾谊认为,“君善吏善则民善,民不善,则吏之过,君之罪。”(《大政上》)

贾谊论吏,着眼于吏在君民关系中的勾连作用。他认为,吏是君主与民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因为君主不能直接治理民众,只能通过官吏来治理,因此官吏的选拔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兴衰。君主只要紧紧抓住选吏这个环节,就把握了治理国家的方法。既然选拔官吏的目的在于治民,那么国家选拔官吏就应该让士民参加。“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也。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大政下》)

对于士,贾谊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贾谊认为,“无世而无圣,或不得知也;无国而无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尝无圣也,而圣不得圣王则弗起也;国无尝无士,不得君子则弗助也。上圣明,则士暗饰矣。故圣王在位,则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故王者衰,则士没矣。故暴在位,则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故国者有不幸而无明君;君明也,则国无不幸而无贤士矣。故自古而至于今,泽有无水,国无无士,故士易得而难求也,易致而难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以道,则国中多有之。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此之谓士易致而难留。”(《大政下》)既然“泽有无水,国无无士”,为什么士还易得而难求呢?这是因为,士生活于百姓之中,没有适当的外部环境,士不会脱颖而出,如果有一套正确的发现人才的方法,即求士之道,就能发现他们,为国所用。为什么易致而难留呢?因为士掌握着一定的科学知识,自尊心很强,只有以礼待之,以礼遇之,他们才能心悦诚服地为国效力。

贾谊对民的论述,可以说把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民为力,君以民为力,吏以民为力。”(《大政上》)贾谊在这里用本、命、功、力四个概念,高度评价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此之大呢?在贾谊看来,首先,“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大政下》)。其次,“王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大政上》)。即是

说,统治者治理的国家不可更易,只能顺应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统治政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治理国家的各级官吏,可以根据情况随时罢免或易置,只有民是永恒的,不可易置的。所以,“故天下者,非一家有也,有道者之有也。”这个“道”就是爱民之道,但要认真把握它却很不容易,“故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修政语下》)第三,民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无蓄》),饥寒并至,统治者要想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可能了。正因为民对一个国家如此重要,所以统治者首先必须爱民。“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大政上》)。其次要惠民,就是要给老百姓实际利益。再次要慎刑。贾谊批评秦王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主张以礼治国,礼法结合。

贾谊关于君、吏、士、民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合理的因素,研究和总结它也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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