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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章集一人

2006-01-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灵庚 我有话说

宋代理学家视文学为“玩物丧志”,以文章事业为“害道”的末事,将理学和文学决然割裂开来,“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祖谦则不然,“虽谈经义而不薄文章”,重“道”又重“文”,融理学、文学,集道德、文学于一身。吕祖谦既是著名理学家,又是文学家,其文学成就可以从文学作品的编纂及创作与理论的探

讨两方面来评述。

吕祖谦的文学作品多平实简要,又情真意切,扣人心弦;且结构多变,不拘一格,显示出其高超的驾驭能力。如,《入越录》写去绍兴路上景色,或“道旁野塘木芙蓉初发映水,殊有思”;或“方池丛竹皆有趣,然稍芜矣”;或“老梧离立道旁,濯濯如青玉干”;或“居民依小坡植鸡冠花数百本,冠距低?,大类尸乡祝鸡翁舍,云薄见日,已而大霁”等等,寥寥数字,如神来之笔,极尽其态,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

一般说来,墓志铭之类应酬之作,最易落入窠臼,枯?无味,而吕祖谦所作墓志铭,谋篇布局,无一相同。而且情真意切,催人涕下。如,《墓志铭》原是为友人亡妻郭宜人所作。吕氏有感于“(友人)老而哭妻,墓草再易矣,见故奁尘箧,依然有余思,是非若小儿曹戚戚?欷也”。于是他浮想联翩,回忆起自己的亡妻,说:“吾妻无恙时,自?以内,裘葛?鬲,醪醴?醢,孰水而冻,孰火而燔,孰社而酿,孰腊而储,吾未尝过而问焉。饥至知食,寒至知衣,客至知献酬而已。视己出若妾媵所出,拊育惟一族党,无纤介薄厚之议,授室以来,袖手旁观,每谓家政直差易耳。及失吾妻,治官文书腕脱入?,将少休,问米谒盐者旁午,喟然而叹,始知其难,益念吾妻四十年代予劳之不可忘也,故过时而哀未衰。”这样,由他及己,推己及人,缠绵反复,娓娓道来,不觉其重沓,到底是为友人亡妻作铭,还是为自己亡妻韩氏作铭?几不能别。今天读来,仍然是如身临其境,字字是泪,酸楚凄惋,亦当为之唏嘘长嗟者久之。

吕祖谦的文学论述,主要在于论文法,重视文章写作的基本功。他专门为门人举业编过写作教本,如《东莱博议》、《古文关键》、《诗律武库》等。《东莱博议》是专为门生举业写的“下水作文”,《古文关键》是讲解韩、柳、欧、苏等唐宋名家之作,阐扬文章欣赏、写作的“关键”,《诗律武库》是为门生及宗子习诗而编纂的一部类书。吕祖谦关于文学创作、文章技巧的理论探索,则在《古文关键》里表现得比较充分、具体。

《古文关键》分上、下二卷,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等人文60篇。王安石文虽未入选,但在篇内说:“王文纯洁,学王不成,遂无气焰。”说明王安石亦在重视之列。“唐宋八大家”的概念,已经在此书中凸现了出来。吕氏主张欣赏文章要有先后次第,先内容,后形式,说:“第一看大致,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然后因作者特征,分别对各篇选文,分析其命意、布局,指示学生以欣赏与写作文章的门径。如对韩愈《师说》,从分析段意下手,指示门径说:“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所谓“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是指韩文揭时弊,先拿圣人和众人比,次拿“小学”和“大遗”比,后拿巫医和士大夫比,三层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愚”,从反面印证了开头的论点,所以说“大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吕氏欣赏文章能力高超,准确地扣住作者的谋局布篇的“关键”,于此可见一斑。

《东莱博议》依据《左传》内容,一事一议,成独立文章126篇,凡二十五卷。当初写此书用意,原是为门人举业所作应试文章的“范文”,而影响远远超越于此。这是一部融和经义,贯通理学,体现其文学修养以及文章技巧等集多种功能于一炉的论文专集,可以说篇篇立论纯正,寄意深远,义理精到,结构奇兀,出入意表;情感饱满,富于感染力;文笔犀利,语言酣畅淋漓,脍炙人口。自此以后,《东莱博议》流传不息,一直成为历代学子习举业必修的课本。如果将这两种书综合起来看,一则在写作理论上解决了文章结构起承转合的问题,一则从写作实践上作出了榜样。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不可多得的姊妹篇。

吕祖谦一生以传道、讲学为业,并不刻意为文。其所作诗文多为应酬之作。但是,据《东莱集》所收40卷看,无所不包,涵盖各种文体:诗、赋、文、颂、赞、序、跋、铭、志、传、奏议、评论、策问、挽章、家范、规约、尺牍、笔记等等。而内容涉及政治、理学、经义、修身、教育、宗法、历史、文学等等,百态纷呈,万象森罗。吕祖谦的诗作,韵律雅靓,用典出神入化,甚得中唐遗音。吕祖谦的文章,更是纵横开阖,变化莫测,洋洋洒洒,气势磅礴,颇具汉、唐气象。四库馆臣说,“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在南宋诸儒中,可谓衔华佩实”,“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当非过誉之辞,而是实事求是地概括了吕氏诗文基本特征,肯定为宋代上等之作。

吕祖谦晚年还承宋孝宗之旨,编纂大型文集《皇朝文鉴》(后称《宋文鉴》),是在亡妻丧子而身罹风?、几不能自理的逆境下完成的,另一方面还受到朱熹、张?等理学家的非难和攻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吕氏则排除众议,始终以理学和文学的双重标准完成此书的编纂,体例严密,去取精当,藉此保存下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更是功不可没。(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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