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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的方圻可能是这个年龄最繁忙的老人了。每天,他总会早早起床,披着晨曦走进静悄悄的协和医院。他要去看病人,那些被病痛折磨的人们习惯在这个时候等待着敬爱的方大夫;他还要抽空去开学术会议,只是“现在身体跟不上,不怎么去外地啦。”看着眼神如孩童般晶亮的方老,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动过心脏手术不到两个月。他自嘲地笑笑:“治了一辈子心脏病人,自己的心脏还不好。”“没什么,是个小手术,我们的技术已经成熟了,病人康复都很快……”方老急着为我们“宽心”。看来,这位心血管病老专家已经忘却了自己的“病人”身份,习惯性地进入了伴随他大半辈子的“医生”角色。
■“治好病人是我最大的欣慰。”
方圻走上医学道路整整六十年了;在他那双温和而有力的手下,上演过一场场“生死争夺战”:
1984年,原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艾刚阳心脏病发作,突然昏倒,方圻迅速赶到现场投入抢救。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强心药物心内注射……50分钟过去了,血压仍为零。方圻果断采取心脏电击除颤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救治措施。昏迷了60个小时的艾刚阳,奇迹般地苏醒了;
1993年8月,《人民日报》社某副总编突发心脏剧痛,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阵发性窦性停搏和心功能不全,生命危在旦夕。急救！吸氧、镇痛、消炎、扩张冠脉;应用尿激酶溶栓,安装临时心脏起搏器……四天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刚松一口气,险情又出现了!患者夜间呼吸突然停止,原本平稳的心率霎时消失。方圻火速诊断,制定了人工心外按摩、气管插管、麻醉机给氧的急救方案,终使这位心跳、呼吸停止十分钟的高龄患者悠悠醒转。目睹的人无不捏一把冷汗,连连感叹:真是创造了奇迹!
当我们和方老聊起这些故事的时候,老人一直笑意盈盈的脸上却显出了几丝羞赧:“这都是医生的工作嘛,真的没什么特殊的……当然,能治好病人是我最大的欣慰。”
■“我对病人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
1920年,方圻出生在北京。因为弟弟身患血友病,方圻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多了一种别样的痛苦。“他从一岁起就时常全身出血,我们一家老小爱莫能助,唯一盼的就是医生赶快来。”这种盼望,催生了方圻的医学梦。
18岁那年,方圻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和后来的医学名家吴蔚然、张金哲等人同班学习。
“我对病人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大学阶段是第一次。大学生活让我的医学梦清晰起来:我爱医学,我爱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在协和教导了我四十年的张孝骞先生,他给我留下了受用一辈子的座右铭:凡事要‘亲临病人’,诊断要‘如履薄冰’。”方圻刚做住院医生时,有不懂之处前去请教,张先生都要问他:“亲自看过病人了吗?对他的病史了解多少?”然后一点一点地对着病历追问细节,直到方圻发现有哪些问题没有注意到,有哪些检查还得做为止。
“那时我就是个很正派的医生,我们有传统的道德。”方老一直轻快的语调突然凝重起来。“一是天职,二是责任感。举个例子来说,我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有一次药房突然给我寄来几块钱,那时的几块钱很值钱啊,我给退回去了。怎么回事?原来病人拿着我的处方去药房取药,药房就给我回扣。我怎么能拿?在旧社会我们就不接受这个。”方老愤愤然地,很“较真”的样子。
■“医生和病人,究竟是谁为谁服务?”
1951年,一直被美国控制的协和医院回到了党的怀抱。当时的支部书记有意发展方圻这个积极青年,拿《为人民服务》等书籍给他看。“我看了暗地里得意: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啊。可是,有一天……”老人叹口气,神色黯淡下来。
就在那天,一件小事触动了方圻的灵魂。一位年轻医生回到宿舍垂头丧气。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医生当天接了两个病人,都是常见的肺结核,他觉得从中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没兴趣。这个念头震慑了方圻:“医生和病人，究竟是谁为谁服务?是我为病人服务,不管是什么病都全心全意去治,还是病人为我服务,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就情绪高涨,学不到就漠不关心?”
方圻慢慢发现,自己以前所谓的“正派的大夫”,主要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怜悯,有“恩赐”观念;热爱病人吗?还谈不上。而且,在这样的心态下,对病人在感情上有亲疏之分。“有一次来了个病人,是当时很有名的明星,我给他看病,感觉非常高兴,飘飘然的。后来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一样是在尽医生的本分吗?我给那么多人看过病,工人啊,农民啊,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有,知识分子讲自己的病情很清楚,农村老太太却讲不出什么,我就喜欢和知识分子接近。可是现在想想,正是这个老太太,她需要你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解释的时候,你反而不耐心了。此后,我每遇见这种病人,都在心里提醒自己注意态度。”
那时候,方圻每天晚上都要静静回想,“我今天有什么做得不够的地方?”通过几年如一日的“三省吾身”,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开始爱病人了。”
■“我和病人的感情加深了……我的悲喜和他们交织在一起。”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席卷了协和医院。医生护士们纷纷撇下病房去“闹革命”。已升任副教授11年的方圻急了,主动要求管病房。
这段日子下来,方圻和病人更亲近了。“我和病人的感情加深了，有时候也休息一天半天的,按理说该放松一下了,可不行;我一走出病房就想,这个病人发烧没有?那个病人会不会再犯心脏病?放不下。”
一天,方圻接诊了一个患风湿性心脏病的初中女生,病情非常危急。刚刚安顿下来,呼啦啦挤进来一帮“红小将”。为了病人的安全,方圻顶着小将们“武斗”的压力,硬是把他们劝走了。三天三夜,方圻没有离开过病房;实在睁不开眼了,就在隔壁值班室的地上铺张毯子和衣躺一会儿。夜里女孩的母亲一喊,他爬起来就去了。后来，女孩康复了,捧着一大堆毛主席像章蹦蹦跳跳地来看“救命恩人”。“我现在还保留着呐,这种感情是金钱换不来的。所以,对今天的红包现象我很不理解。”老人眉头一皱:“病人给你红包,你就能心安理得地伸手?这是对医学的亵渎!”
方圻对不正医风的激愤不是说说而已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爱笑的方老也有凶的时候,而且“凶”得执拗。一次,一位身患癌症的东北患者康复出院,临走时给方圻送来了东北土特产。方圻再三谢绝,仍是不成,最后忍不住板起脸说:“快拿走,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病人无奈,只得收回。想起这事,老人又摇着头自责起来:“唉,这就有些不冷静,过火了。”
在救死扶伤的生涯里,方圻见过太多的死亡,但他的心始终硬不起来。“我的悲喜和病人交织在一起。遇见治不了的病人,那种痛苦赶着我往前走,非找到新的办法不可。”老人沉思着,额上堆起了深深的纹。“这些感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人民服务’有别于旧道德。传统的医德告诉你要‘怎么做’,不告诉你为什么;但党的教育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把这种精神升华了。所以,解放后出现了一批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是党启发了我们从医的自觉性。”
■“我一直陪在总理身边。那是揪心的两年。”
方圻家的客厅里,端放着一座金黄色外壳的小座钟。这是周总理的遗物，总理逝世后，邓大姐亲手送给方圻，成了他最“贵重”的传家宝。至今,小钟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一如方圻对总理的深挚怀念。
1956年,风华正茂的方圻接受了一项光荣的任务:为高干做医疗保健。此后50多年里,他陆续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我接触最多、感情最深的还是周总理，我一直陪在总理身边。那是揪心的两年。”1973年,周总理患膀胱癌入院,方圻来到了他的身边。不久总理病重,他陪同住进了305医院,一直到总理逝世。
为了挽救总理的生命,方圻几乎忘记了305医院外的一切。白天黑夜,他在总理的病榻前守着,在心电监护仪前守着;他留神观察总理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反复斟酌诊治方案的每一个细节。总理的一声梦话也会将他惊醒,心电图曲线的小小波动一次次扯痛了他的心……“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总理在弥留之际,这样评价方圻。
在谈及总理的过程中,老人的眼神被忧伤纠缠着。“我理解总理。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啊。”
带着这种感动,方圻兢兢业业地执行着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他曾五下南洋,参加印尼苏加诺总统的会诊(见图②);他曾七进日内瓦,参加国际医学会议(见图④),还牺牲休息时间为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工作人员检查身体。老挝富马亲王、越南胡志明主席等病情告急时,方圻都代表中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不辱使命的,”方老又微微地得意起来:“有一次我从朝鲜回来,带来了金日成亲笔写的表扬信。这是为国家争荣誉啊。”(见图③)
前不久,方圻荣获了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中央保健杰出专家”称号。
■“她以前总盼我快点儿老……但医生是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的。”
谈到家庭,方圻神色中却充满了歉意:“我对不起我的爱人。我的时间都给了工作,放在家里的太少啦。”
从1949年结婚至今,方老已与爱人相濡以沫57载。
“她以前总盼我快点儿老,以为老到70岁就可以退休了,好好休息休息。可还是让她失望了,我70岁正忙呢！医生是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的。”能不忙吗?今天已86岁的方老,仍在看病人,带研究生(见图⑤),笔耕不辍地写论文,编一本又一本的“大部头”……
一口气说到这里,方老忽然很认真地替爱人“澄清”:“她是心疼我的身体,可不是拉我后腿啊,这些年全靠她的理解和支持,三个女儿都是她一手教出来的,很懂事。”
“文革”期间,方圻的大女儿被下放内蒙古,他却从来没有利用经常接近中央领导的便利请求调女儿回来;二女儿学医毕业,有瑞士朋友愿出资邀其出国留学,方圻却因这是私人关系而婉拒了……面对这些往事,方圻淡然地说:“这很正常,我们老的保健医生都有一条无形的纪律:‘不搞特殊’。”
采访结束,方老送我们出门。打开房门的一刹那,他掩住嘴乐了,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声惊呼:“糟糕,我这么久都没给你们倒水!”抱歉的笑里,满是浓浓的质朴与率真。
(图①-⑥为资料照片，其余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人物小传
①1934年在天津南开初中
方圻，国内外著名的心血管病内科专家。1920年2月15日生于北京，籍贯安徽省定远县。1938年起先后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到天津中央医院工作。1948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主编，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77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成员，1977-1980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为英国心脏病学会会员。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疾病专门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心脏病学会通讯委员。他是首批被批准的博士生导师。
方圻多年来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为治疗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人的疾病作出了很大贡献。现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多次接受中央颁发的特殊贡献奖,还多次到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老挝等友好国家执行医疗保健任务。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对工作一丝不苟。由于他在医疗服务中的突出表现,1985年中共北京市委和卫生部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1986年被授予全国及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医务工作者”称号。1990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中共北京市委授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3年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评为“协和名医”,1994年被人事部、卫生部授予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者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2003年获得华夏医魂卓越贡献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成果解读
方圻教授医学基础理论扎实，知识渊博，从医60年，对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专长于心血管内科疾病，1950年开始从事心血管病的临床及研究工作，早年从事心电图学的应用和推广。1956年从事心脏导管检查及血液动力学研究，对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水平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他在国内最早开展针对风湿性心脏病的血液动力学研究，为以后的血液动力学监测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从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血管病药物等方面的研究。
方圻教授曾撰写学术性论文50余篇，主编《心律失常与心电生理》等专著四部，其中主编的《现代内科学》(1995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回声
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周恩来
姜泗长、吴孟超、赵雪芳、方圻等一批白求恩式的好医生，至今仍在医疗卫生这个神圣的岗位上尽心尽责地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卫生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江泽民1996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在老一辈协和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关心病人，同情病人，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终于成为了一代医学大家。他的一言一行深深打动着协和的每一位医师。
――协和医院
（在他眼里）病人第一，事业第一，党的利益第一……
――《半月谈》1985年评选“国内十大新闻人物”
■人物影集
②1962年随中国医疗组在印尼。
③
1971年4月14日受到金日成同志接见。
④
1977年，赴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
⑤
与博士研究生讨论研究课题。
⑥
1991年教师节在大学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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