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成立至1948年3月结束，总共开过4届13次会议。10年中，它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一、国共合作的产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
国民参政会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成立的。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这是后来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基础。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进步，中国共产党表示赞扬和欢迎，同时希望其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1938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随后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国民党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第一次为各主要抗日力量共同参与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场所。在抗战中，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聘请，担任国民参政员。
尽管国民党称国民参政会是“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之代表机关”，但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到国民参政会与“民意机关”相去甚远。首先，它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其次，它由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占了大多数席位，最高时达84％；第三，参政员均由国民党中央遴选，不能完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第四，参政会职权有限，其决议对政府没有多少约束力。因此，这样的组织并不是一个具有议会性质的“民意机关”，只能是一个“咨询机关”。
二、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在国民参政会初期(1938年7月―1940年4月，第一届会议期间)，国民参政会发挥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积极作用。
1938年7月6日，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时值日军占领南京、直扑武汉之时。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迫切要求国民参政会巩固和加强全民族的团结。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由陈绍禹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同时，希望国民政府尽快根据该纲领制定具体详明的实施办法。全体参政员起立鼓掌通过了这一提案。一届一次参政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充分显示了全民族的大团结，再次确定了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国策，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赞扬。
一届一次会议结束后，参政会迁往重庆，随后召开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赶往重庆出席会议并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提案痛斥了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言论，重申全民族团结一致坚决抗日的主张。大会排除汪派分子的干扰，通过了《拥护蒋委员长决议案》。这些提案和决议案，一扫汪派制造的乌烟瘴气，全国军民为之振奋。一届二次参政会闭幕不久，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公开叛国投敌了。一届三、四、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声讨汪逆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表示了参政会“一致斥伐，以昭大义”的严正立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其内外政策的消极面明显增加，抗日营垒出现严重危机，参政会内部也出现了摩擦和分裂。统一战线内部的三种政治势力，以中共和中间党派为一方，以国民党为另一方，在参政会上公开交锋，最后通过了主要反映中间党派意志的《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随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中间党派在宪政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进步势力的变动。第一届参政会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国民参政会也走到自身发展演变的十字路口。
三、在抗战、团结、进步与投降、分裂、倒退的斗争中，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
在国民参政会中期(1941年3月至1944年9月，第二、三届会议期间)，国民党利用参政会欺骗社会舆论，制造反共摩擦，分裂国共合作。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民参政会在团结抗战和摩擦分裂中曲折前行。
“皖南事变”以后，为了粉饰抗战营垒内的重大裂痕，减少国内外的谴责，国民党企图诱骗中共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共一再作出让步，先后提出解决事变的具体办法和解决“皖南事变”的临时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但均被国民党蛮横拒绝，中共参政员最后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仅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也使中间派认识到，以妥协求团结，不但得不到团结，还会丧失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已有的地位。二届一次参政会刚一结束，他们就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间阶级的向左转，预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政治力量进一步朝着有利于进步势力的方向变化。
随着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中间势力的日益左倾，以及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加剧，中共逐渐形成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9月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大会请政府和中共代表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情况。9月15日，中共代表、参政员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分别向大会报告了4个月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各自的主张。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恐慌，而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则一致拥护，国统区出现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四、鼓动内战，制造分裂的工具
国民参政会后期(1945年7月至1948年3月，第四届会议和结束期间)，国民党为了继续维护一党专政，抵制联合政府，自抗战胜利前夕就在参政会内进一步排挤进步人士。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参政会完全成为国民党鼓动内战、制造分裂的御用工具。
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国民党为了能在战后继续实行一党独裁，不惜修改参政会《组织条例》，使国民参政会几乎为国民党一党独占。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不顾民意，悍然宣布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决定提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审议通过。为表示抗议，中共决定不参加1945年7月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而通过会外活动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阐明自己的主张，争取中间势力。救国会等中间党派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迫使参政会没有就国大的日期、代表、职权问题作出决定。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成功，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一个胜利，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否定。但不久，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完全推翻。在四届二次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攻击“政协不合法”，叫嚣“立即撤销政协会议”。甚至鼓动会议通过对共产党的讨伐案。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党独占的御用工具，完全失去了它在抗战时期的光彩。1948年3月28日，在国民党包办的伪“行宪国大”召开前夕，国民参政会最后收场。
总之，国民参政会作为党派合作的政治组织受整个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制约，国共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是它10年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它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同国民党的政治合作，提供了公开、合法、稳定的场所，客观上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国民参政会并非国民党标榜的“民意机关”，更算不上民主政治的典范，然而和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相比，和民国以来的所谓“民主政治”相比，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国民参政会的存在及其演变记录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艰难前行的历程，在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上确有其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