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第二年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当时困居在沦陷区北平的家父陈士骅（时年41岁），从国统区重庆返平的王毓瑚（时年39岁），从苏北解放区回北平探亲的邢其毅（时年35岁），都被北大校长胡适
逢到周末，他们不时聚会。陈士骅、邢其毅住西城小酱坊胡同，从家门东拐至王毓瑚家，只半公里，傍晚时分，他们就结伴到西四牌楼下北京风味小吃摊调剂生活。
有一次已是数九严冬，我已放寒假，学习成绩不错，父亲说：“这次带你去吃馄饨”，我很高兴，就随父亲和邢大舅往王大叔家去了。一进门我就朝王的书房跑去，王毓瑚手不释卷，还在用功，看见我进来，就说：“这小子也来了。”旋即起身，说：“这次晚宴肯定是我做东啦。”说着去穿棉袍，但眼睛却紧盯着向他书桌走去的邢其毅，看他有没有不轨动作（比如顺手牵羊，把他的钢笔、毛笔、镇尺抄走啦等等）。我父亲眼疾手快，就把王毓瑚的钱包从其棉袍里“抄”走了。
三位教授带着我这位后生，大步流星赶到西四牌楼下的北京风味小吃摊。此时已是下午六时后，天刚黑，但见灯火通明，各色京味小吃――馄饨、炒肝、灌肠、卤煮火烧……纷纷摆好，各色人物齐聚而至。我们落座后，父亲就说：“先上四碗馄饨，外加四盘灌肠，煎得焦点！”这时我看见一个大铁锅，用竹筚子隔成两半，一半是滚沸的清汤，另一半是由很多大棒骨外加一只老母鸡用小火煨着。虾皮、紫菜、冬菜、酱油等各种佐料，排放在碗中，伙计抓一把就够一碗馄饨，共抓了四把，扔在滚沸的清汤里，捞出后，舀两勺高汤兑入，加上佐料，清香扑鼻，鲜美无比。端上来的灌肠分红、白二色，在平底铁锅内用板油煎炸，随后浇上捣碎的浓蒜汁，亦极有风味。尽管是小吃，他们对每道工序都是精益求精。
那天晚上，三位教授兴致很高，我也口福不浅。该结账了，只见父亲和邢大舅轻轻从座位上起来，迅速走开，王毓瑚赶忙说：“掌柜的，多少钱？”一掏兜钱包不见了，来回翻衣袋，急得脸都红了。掌柜的笑了：“王教授，您是老主顾，先走，下次一起算吧。”在百米之外的家父和邢其毅笑得前仰后合。王毓瑚赶到时，一脸晦气：“陈老大，你先掏点钱，我的钱包没有了。”家父把他的钱包一扬，王毓瑚如梦初醒，连忙抢回手里怅怅然道：“回去和你算账。”他又大步流星跑到馄饨摊老板处，不停道歉：“实在对不起，零钱就不用找了。”老板满脸堆笑：“还烦您老特意赶回来！”
这以后，我又多次去过西四牌楼下的北京风味小吃摊。每逢华灯初上，端王府夹道北大工学院和辅仁大学的大学生、中学教师、商店伙计、排子车工人和三轮车夫、剃头师傅、小商贩、还有大学教授等都纷至沓来，还真没看见过那些飞扬拔扈的权贵。大家在一排排长椅上随意就坐，闲谈并开着玩笑，其乐融融，亲密无间，宛如家人。父亲落座后，一俟有年长的老人站在身后，马上起来让座，并对我说：“你端着碗到一边去吃，把座儿让给爷爷。”他站起来时，总是轻轻的，关照在长凳上另外一角的客人别坐不稳。这些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似乎已忘却了奔波一天的劳累，在这里寻找到短时间的安适与享受，我也在这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与友爱。
一般在晚上九点以后，那些经过一天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带着一脸疲惫陆续坐在长凳上，通常都是拿着几个烧饼夹肉，外加一大碗馄饨或豆腐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老板和伙计并不因他们衣衫破旧而嫌弃，反而对他们特别照顾，吃到一半时，不等他们说：“掌柜的，饶点汤”，就把一大勺汤外加佐料和酱油倒在碗里，一直等他们吃饱起身为止。父亲每次看到，总对我说：“你看，做事就要这样认真负责，你要学着点儿。”
西四牌楼下的北京风味小吃摊，顾客云集，热气腾腾，直至深夜。老板和伙计一团和气，对每样小吃精心钻研，精益求精，那纯正味道的馄饨、炒肝、灌肠、爆肚，60年后我还觉得口有余香。每当顾客夸奖“味道真不错”时，老板和伙计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就喜上眉梢；当口味不对时，他们又总是想方设法调剂咸淡，让顾客满意了，这才心安。
可惜到了1948年末，内战波及全国，北平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西四牌楼下的北京风味小吃摊也随之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