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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和”而来

2006-02-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心竹 我有话说

故宫有三大殿,叫太和、中和、保和。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

我们中国、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我们是从“和”而来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构成了中国人核心价值。

“和”的思想智慧最辉煌的时候是先秦。后来到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这一精神是以一种“潜流”的形式续存下来的。

 
王心竹(以下简称王):我注意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您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着手从浩繁的古代典籍中挖掘先秦以降古代思想家们有关“和”的思想智慧,并加以梳理和提炼,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今天看来,您的研究是很有前瞻性的。这里,我想问的是:“和”的思想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

张立文(以下简称张):“和”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丰富的资源,而且出现得很早。《尚书・尧典》在说到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另外《诗经》中也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周易》当中这一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就有“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就是说,天道变化,原有的人的关系和地位都发生了变革与冲突,这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和太和”,只有保和太和,万物才能生长,万国才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都把保和太和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来弘扬,故宫有三大殿,叫太和、中和、保和。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道理就在这里。到了《国语・郑语》中又出现了一个词,叫“和合”。西周末年,幽王纵情逸乐,郑桓公为幽王司徒,在他与史伯纵论如何“成天下之大功”的时候,史伯言道:“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一个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因伦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而周幽王的问题就出于,他不是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同”,?同。什么叫?同??同是指唯一的、相同的、绝对的东西,是不能化生新事物的。这是个很重要的思想。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辨”。史伯接着讲为什么“和”使国家兴盛,而?同会使国家灭亡,也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什么叫做“和”呢?就是“以他平他之谓和”,就是他与他的平,它者与它者之间是平等的互动者,相异而融合、和合而成新事物、新方案。那么“和”怎能生万物?就是“土与金、木、水、火杂而生百物”,关于“杂”,古人解释为“合也”。这与西方的思想不太一样,西方本体论思想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帝的变种,不管是柏拉图理念,还是后来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基本上都是一个绝对统一的东西,以这个东西作为世界的本原,然后产生其他事物,而这个绝对的东西是唯一正确的,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掌握了这个东西就等于掌握了真理,与此相反的都是异端或者要批判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思想的二元对立。中国不然,它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东西造万物,所有不同的事物尽管是相对、相反的,但相反才能相成,才能生万物。中国人的“和”强调冲突的多元性、矛盾的多样性。《周易》讲“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天地万物的变化。这就说明,中国从思维上,从语言的源头上是主张多元、多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中国思想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海纳百川的原因。

王:从“协和”到“保和太和”,再到“和合”,给我的感觉,“和”在当时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智慧。

张:你的感觉不错。《左传》昭公二十年,有段记载齐景公与晏婴讨论“和”与“同”的对话。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他认为面对君主的意见,一个臣子该怎么办呢?不能因为君主说好就说好,君主说不好就说不好,那就?同了,应该是君主认为行的而其中有不行的,臣指出它的不行之处,而使其行更加完善;君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指出它行的方面而去掉它不行的方面,这就是“和”。这个“和”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政治文明。

但深而思之,“和”又不限于此。我将这几个“和”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总结为五点:一是要熟悉天地自然和社会矛盾冲突所在,依据对象的本性,加以协调,达到和谐;二是要顺其自然,尊重天地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则,达到和谐;三是万物高下,高下而有差分,差分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万物各行各业并育而不相害,和乐繁荣生长。四是增强人类的生产能力,播种百谷,丰衣足食;五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百姓和睦,皆得保养,以建构和谐的社会。当然人和人的关系是基本的,如果人和人的关系处理不好,整个社会也就不得安定。而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就是家庭,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家庭的原因。

总之,有了“和”、“和合”,才会有万物生生,才会把我们的先民凝聚成中华民族,才会铸就我们辉煌的五千年文明。我们中国、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我们是从“和”而来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构成了中国人核心价值。

王:到了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和”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

张:是的。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和而不同是君子的人格,也是君子的道德,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还有一句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是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的。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都以这个作为最好的道德。礼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当然也有法,但当时的礼比法还重要。礼的作用,它的功用,要到达什么目的,就是“和”。

王:但是不同的学者,对“礼”、“和”、“仁”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学者就不同意用“和”来概括孔子的思想。

张:如果从“仁”与“礼”这对范畴来看,当然可以说仁本礼用,但“仁”与“和”不是这种关系。孔子“仁”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会在一个王朝获得政权以后越来越受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强调团结稳定,就是不要乱。法家就是要乱,主张斗争。儒和法比较起来,儒更强调“和”,这是思想逻辑使然。除了法家以外,道家和墨家都强调“和”。道家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把“和”仅仅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从生成和本体上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事物、从整个宇宙的生成来看,三生万物,三就是多样的,万物是阴阳所构成的,这样的冲气就是一个“和”。这样一来,老子便开创了本体论,形而上传统。

墨子也认为“和”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原则,是家庭、国家、社会不分裂的聚合剂。他说:“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他认为,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兼相爱”,天下就能和谐而治。由“和”的思想就可以看出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的思想从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得谟克里特的原子等,都是实体的,不可入的,具有绝对性;中国的思想则是多元的、可入的,又是包容的。

到孟子的时候,这一思想就更近一步了,他把和看成什么呢?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和,是和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天地人关系的冲突与融合。孟子的思想中讲到“和”的内在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那就是恻隐之心。这一本性的基础是牢靠的,不是外在的。外在的东西是法律,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但是这个呢,它是内在的本性。还有一点,孟子看到了要使社会稳定,就要使每个人都有恒产,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达到和合。这里孟子所讲到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实现“和”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王:孟子之后,“和”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轨迹呢?

张: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和”的思想智慧最辉煌的时候是先秦。后来到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过分强调大一统,实际是与“和”、“和合”的精神不太符合的。在一段时期内,这一精神是以一种“潜流”的形式续存下来的,但并不是说没有任何表现:汉朝的和亲是“和”在民族关系上的体现;医学中的相生相克,阴阳平衡,辨证施治,也使“和”的思想在医学中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典章制度中的文官制度,六部互相制约,达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是中国政治制度中“和”的因素的体现;在农业中,讲与天地四时合其序,讲天人合一。

到了唐代,佛教兴盛,当时记载,民间藏书,十之八九是佛教的书。在当时宋明理学家看来,佛教是外来的,他们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恢复起来,所以当时张载就有一个很大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正蒙・太和篇》,专门讲和。朱熹在注释《周易》的著作里,也发挥了和合的思想。朱熹的理学,讲到人是怎么来的时,提出人实际上是气和理的和合。但另一方面,宋明时期的哲学家都有其本体论的思想,这是受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要么认为理是万物的根本,要么是气,要么是心。任何本体论的哲学都具有排他性。这与“和”所承载的真正的内在精神是不相符的。

宋明理学家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和情怀,以传承、创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也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努力地把以“和”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加以提炼,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和合学”这一新的构想和方案来彰显这一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试图为我们今天的时代提供一种哲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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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源于“禾”(嘉谷,殷商甲骨卜辞屡见卜禾记载),此后滋生出“?、?、?、谐、合、协、勰”等同源词。“和”的观念渗透到饮食(“和味”)、医药(“和药”)、自然(“和霁”)、生理(“和胜”)、心理(“和气”)、品性(“中和”)、贸易(“和市”)、娱乐(“和棋”)、艺术(“和弦”)、文学(“和答”)、命名(刘勰字“彦和”)、政治(“和民”)、军事(“垒和”)等方面的意识中,以及对家庭(“和室”)、人际(“和而不同”)、社会(“和事”)、国家(“共和”)、民族(“和亲”)、国际(“协和天下)等方面的关系中,形成了以“和”为中心的庞大词群,并以文字、书籍、图画、雕塑、戏剧等各种载体呈现,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

近几年来,学术界发表了数百篇以“和”、“和合”、“中和”、“和谐”等为关键词的论文。综观这些研究,有学者指出,至少在四个方面需要加强和改进:①对“和”文化尤其是中华“和”文化的全貌加强综合性的宏观研究,避免受专业范围限制而偏于一隅的情况;②加强原始资料的穷尽性普查,避免随意抽取资料或限于少数典籍的“瞎子摸象”状态;③由词源研究专家对“和”及其同源词“谐、协、勰”等进行语言科学的探讨,避免以前人人皆可谈“词源”却似是而非的现象。④应改按书分类(如“《周易》的‘和’”、“《论语》的‘和’”)为按义分类(如“饮食之和、医药之和、自然之和、生理之和”等),再按源流关系排列,使其更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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