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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畸形消费意识形态

2006-04-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士林 我有话说

现在讲节约的声音众多、声势浩大,作为一种清醒的理性思考与负责任的现实意识,这对于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不足、并在某些方面已出现“消费过度化”症状的当代中国是值得庆幸的。

中国古代哲人荀子

在批评片面强调物质生产、而对礼乐制度等精神文明建设全盘否定的墨子时,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他说:“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意思是,天下的财物养活天下人本是绰绰有余的,而历史上所以一再上演“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实悲剧,根本原因不是如墨子所认为的人们劳动积极性不高,以及礼乐制度建设消耗了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而是因为个体的消费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克制与合理安排。与墨子希望通过发展生产、减低文化开支去实现一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不同,荀子认为,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于“隆礼重乐”,通过文化教育等手段使个体成为与禽兽相区别、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质生活资料与主体现实需要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尽管精神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本身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由于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主体世界中过剩的奢侈的消费欲望,并因而直接减轻了整个社会生产与分配环节的巨大压力,所以也就等于间接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物质生活资料总量。其实,这种思想并不限于中国古代哲人,西方当代著名生态思想学者唐纳德・沃思特就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这不仅体现了荀子思想的现代性价值,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发展思路。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已普遍出现了“消费过度”化的倾向。具体说来,发达国家与“先富起来的人”直接表现为对高档、豪华型生活资料的实际占有与消费,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广大的低收入阶层来说,尽管由于“囊中羞涩”而不能现实地参与“消费社会的盛宴与狂欢”,但由于他们内心勤俭节约、过朴素生活的传统信条与价值观念,在消费广告漫天飞的商业刺激下早已被“格式化”,所以在向往与渴望消费的心理层面上与前者并没有什么差异。作为一种消费社会的“潜力股”,只要一得到消费的现实条件,他们就会比任何其他阶层都更容易走向无节制的恶性消费,因为欲望被压抑得越久,补偿起来就越容易失控。至于出现“过度消费”的原因,则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从客观上讲,这是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必然要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尽管消费本身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由于它可以把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与动力生产出来,因而“消费也是生产”。而对于当代的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来说,消费甚至已成为推动社会自身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从主观上讲,则是通过消费文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的建立,以取代各种反消费或克制消费的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具体说来,在西方,它是通过摧毁近现代的“清教伦理精神”而建立起“消费意识形态”的;而在中国,则是由于西方消费文化在传播中直接“替换”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节俭意识形态。正是在全方位地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以后,消费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中才取得了全球性的霸权话语。

消费意识形态出现的时间不长,按照城市社会学家的看法,以“吃光、用尽、穿完”为主要倾向的消费意识形态,在西方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与生活方式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的。而在中国它的历史则更加短暂,仅仅是20世纪末以来的产物。但在这短短的百余年的历史中,在对外部的自然环境与内在的精神资源的污染与破坏等方面,其后果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统计表明,每一年英国人扔掉25亿块尿布;日本人扔掉3000万个一次性相机;德国人扔掉500万件家用器具。而全世界每年扔掉的瓶子、罐头盒、塑料纸箱已经超过20000亿个。它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污染与破坏是可想而知的。对于中国来说,消费意识形态从萌芽至今,尽管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但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不仅毫不逊色,更有“后来居上”之态势。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一份研究报告披露,目前在中国内地,至少有大约1000万至1300万人经常购买奢侈品,中国每年奢侈品销售额已超过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份研究报告则显示,到2020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对此如果有一点清醒的理性意识与现实责任感,就会明白,无论就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层次,还是就中国现在人均占有的各种自然资源(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人均水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在世界平均水平中最低者为1/25,最高者也不过1/4)而言,中国都是承受不起这种“奢侈风暴”的,而它之所以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之势,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种畸形的消费意识形态已经在当代中国抢滩登陆,这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与危机。现在是到了对消费意识形态进行理性批判与建立现实制约机制的时候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建设节约型社会,如果仅仅意识到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以及在对策上主要局限在献“技”献策的技术层面,而对在消费意识形态刺激下迅速增殖的各种畸形的消费欲望掉以轻心,就必然要陷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发明、推出各种节约性的技术与产品;而另一方面,无论节约的技术与产品怎样高明,相对于恶性膨胀的消费欲望而言,都无异于古人讲的“杯水车薪”或“以火救火”。以当下情势而言,一方面节约型社会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却是市场上各种“炫耀性消费”与商业促销行为更加“喧哗与骚动”,正如古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艰辛节约下来的“可怜的生活资料”,与被商业机制无端浪费的庞大生活资源也是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中,尽管最全面的发展策略是标本兼治,即,一方面通过工具与技术手段去节约每一滴水、每一粒粮食,而另一方面又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批判畸形消费意识形态使主体有一个健康与合理的“消费指数”,但两相比较,如何批判与抵制畸形的消费意识形态,在当下显然具有更加重要、需要优先考虑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在消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主体的消费欲望不仅很容易被刺激与生产出来,而且也特别容易极端化与恶性膨胀,如果对此不加以警觉,那么无论怎样劳动、生产和创造,都是无法满足他们的消费欲望的。在抵制畸形消费欲望与客观的节约技术之间是一个本末关系问题,抵制主体的畸形消费意识形态,比节约技术与手段的发明更加重要。如何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主体的文化、伦理与审美素质,使人的消费本能可以受到来自精神方面的引导与制约,这是从“主体素质”高度对“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出的重要任务。当然,克制消费欲望决不等于禁欲,因为只有消除了各种畸形消费欲望以后,一种真正健康、良性、可持续的消费生活方式才能成为现实。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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