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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今昔观

2006-04-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胡培兆 我有话说

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曾强调说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必需的,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值得深思。无疑,只有发扬光大,才能使老祖宗与日同辉。如果只会复述和套用100多年前的本本,就必定

适得其反,败坏老祖宗英名。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有历史观和现实感,缺乏历史观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缺乏现实感容易产生怀旧的教条主义。在此,拟就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发表几点看法。

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真正付诸实践却是后人在20世纪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要由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是教义,它的全部生命力都在变化着的实践中。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真正处于指导地位的都是经过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在本本上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当代,没有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经过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在实际中运用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邓小平语)。因此,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二者既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又有各具特色的区分。

这样划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又可更加明确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由此决定的理论本质、服务方向,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又能继往开来,更贴近当代实际,能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制宜地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恰到好处地进行成功实践,达到利国利民的近期目的和远期目标。可见,当代马克思主义具有零距离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直接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有古典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对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分别渊源与发展、明确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作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

当然,这里有个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如何界定的问题。我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为古典马克思主义;20世纪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有重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现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常在同一文献中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能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古典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之后的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有更科学的划分,可以众议求同。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其本质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的、开放的,与保守、教条不相容。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有个继承和发展问题。只是重复前人的话,不能叫坚持,只能叫坚持本本。在当代,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发展本身已包含坚持,否则只能叫离经叛道。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存在坚持问题,原因就在理论上没有发展好。人的认识本性是实事求是。马克思说得好:“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包括某些重要原理,如劳动价值理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生产无政府状态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所有制理论等,在马克思时代都是处在科学顶峰的绝对真理,因为都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但在今天,这些原理的真理相对性就显示出来了,不能不加发展地照搬应用。如公有制理论。生产社会化要求占有关系也社会化,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大发现和贡献。鉴于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恶源彰著,得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结论是必然的。可是后来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占有社会化可以有多种形式,主要有公有制和股份制。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以股份制形式实现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有个实现形式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有个实现形式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剥夺和赎买把资本家的私有资产收回以后,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公有制,没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股份制。或者公有制、股份制、私有制并存,将来有条件时再实行公有制。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股份制,也是一种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其财产实际上是记在私人名下的社会财产。我国有的学者把这种股份制也叫做“公有制”是不对的。

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是伟大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如果他活着,一定会对今天的资本主义作出新的研究和新的解释。

彼资本主义与此资本主义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最让人不可理解,也最遭人嘲笑的一个理论,就是资本主义将要灭亡这个结论性理论。实际上该嘲笑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嘲笑者自己。如果不是以教条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这个结论,那么就应该懂得彼资本主义与此资本主义的区别,知道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已经实现。马克思说将要灭亡的那个资本主义,是《资本论》里所描绘的那个资本主义。那个血淋淋的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今天还存在吗?谁看到过今天西方还有四、五岁的童工?谁听到过伦敦少年不知道伦敦在英国?不存在了,那个资本主义已灭亡,马克思的预言实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没有看到过的资本主义,是已有重大变化、生产力还能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还不到灭亡的时候。把此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时代的彼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说它将要灭亡,是教条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是彻底地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总是从生产力是否发展的角度来判断一个社会形态存亡的客观性,反对以主观意识为依据。他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在我们判断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否已到了必然灭亡的时候,特别是引用《资本论》说丧钟将要敲响的时候,要考察一下,今天的资本主义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否已发挥殆尽,再实事求是地作结论。

当然,后资本主义最终也是要灭亡的。万物有生有灭,这是辩证法的规律。1949年,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的时候曾说:“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论人民民主专政》)。这里讲的是辩证法,宇宙观,是万物皆有生也有灭的普遍规律。但是否因此我们就要处处事事去讲灭亡论呢?没有现实时效性的就没有必要去作过多的引申。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主义以来,二者就一直尖锐地互相对立和对抗着。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曾表现为当代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就连社会主义的绝对反对者熊彼特在晚年也无可奈何地断定“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大趋势面前,资本主义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说:“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他认为“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崩溃的方式是错误的”,但他肯定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崩溃并没有错。”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各以自己的理由与优势长期并存于同一世界的现实,充分显示了多极化发展是当代世界带有规律性的一大特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创造的制度资源,彼此可根据各自需要,在一些方面互相借鉴、互相吸取,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多谋合作。在今天世界两种制度并存的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离不开资本主义。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资本主义世界是种制度威慑和挑战,逼得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马克思的话,在可能的范围内缓和劳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利用它们的资本、市场、技术和管理。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理论指导下,致力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也致力于与各国合作共同建设和谐世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12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说:“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各国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因此,国与国之间应存主义与制度之异,求和平与发展之同。毛泽东晚年就不以社会制度来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程度将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邓小平提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三条标准即三个“有利于”,也同样体现了时代特征。当然,“亡我之心”引发的斗争还会延续着,有时还会很尖锐。但只要我们自己坚持发展经济,就会使任何“亡我”之图成泡影。

今天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两种制度兼容的杂交优势,特别在经济和分配方面。100多年前在《资本论》里有过血腥记录的资本主义母国英国,今天在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也有不俗表现。这对确立亚当・斯密讲的“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的社会局面是有作用的。这些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方面的保障举措,实际是不叫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两种不同主义和不同制度的国家,有由过去完全对抗逐步转向互相兼容、互相合作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吸纳一些不叫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吸纳一些不叫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悄悄地趋向保留各自特色的同化,使世界趋向和谐。

可见,当代世界不同主义、不同制度的国家都能从原来对立的对方受益。现代西方经济学有“混合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等的提法。说资本主义政府和私人企业都有一定的计划控制和社会目标的管理。不过目前这种混合还是小“混合经济”,估计将来很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无声地逐步扩大为兼容并包各种制度长处的大混合经济。(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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