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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编辑家的鲁迅

2006-04-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许京生 我有话说

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在其30多年的文化活动中,不仅原创作品硕果累累,写下了200多万字的著作,而且编辑的作品也颇为丰硕。他从1907年开始,到1936年去世,一共编辑出版了70余种图书。这些成果成为他全部作品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对图书编辑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编辑出版的图书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对中国古籍的搜集、整理、汇编。1914年辑录完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中辑录了有关会稽郡的历史和地理著作8种,为时人和今人研究吴越文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他还从古籍中辑录了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36种,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在编辑《唐宋传奇》时,收入唐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的短篇小说48篇。鲁迅对《嵇康集》的校勘前后持续了10年之久。1913年,他从明吴宽丛书堂抄本辑录此书,到1931年为止,共校勘10遍,亲手抄录的底本就有两个。他校勘的态度非常严谨,只要发现某个版本有不同的说法,就马上写一个小纸条加在里面,或者注上眉批。经过鲁迅的校勘,使《嵇康集》成为“校勘最善之书”。

第二类是“从别国盗火”,对外国作家、美术家作品的选编、翻译。如《苏联作家二十人集》、《苏联版画集》、《凯绥・珂勒惠之版画选集》、《壁下译丛》、《一天的工作》、《竖琴》、《引玉集》、《毁灭》、《铁流》等,国家涉及俄国、前苏联、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捷克等国家的几十位作家的作品。他编译的这些作品不仅开阔了中国作家的眼界,对培育新文学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也“给起义了的奴隶运送军火”,在广大读者特别是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三类是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选编。如他与茅盾一起编辑的《草鞋脚》就是一本现代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其中收有他本人以及茅盾、丁玲、郁达夫、叶圣陶、蒋光赤等人的作品,鲁迅亲自撰写了序言。遗憾的是这本由美国人伊罗生翻译的英译本,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出版,而是直到197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

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拟出版“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鲁迅得知后,极力支持。他在久病初愈的情况下,不顾医生的劝阻,如期编辑了大系的《小说二集》,并写了一万字的序言。他还细心地叮嘱编辑如何躲过国民党的检查,避免遭受经济损失。

鲁迅特别注意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他甘愿“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异木”,在编辑《乌合丛书》时,收入的大多数是青年作者的作品。

除此之外,鲁迅与瞿秋白等人一起还编辑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

1933年2月,发生了一件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大事。16日,英国作家萧伯纳周游世界,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宋庆龄在家设宴招待了萧伯纳,作陪的有伊罗生、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和鲁迅。吃完饭大家在一起照了相,然后萧伯纳乘宋子文的汽车,前往福开森路世界学院参加各界名流为他举办的欢迎会。萧伯纳来到会场后,负责接待工作的洪深让大家围成一个圈子,萧伯纳坐在中间,然后把来宾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大家纷纷提问,萧伯纳也都作了回答。最后,他说:“我到这里来,好像是动物园的一件陈列品,你们既已经看见了,我想也不须再多说话了。”萧伯纳的幽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鲁迅静默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他想应该将有关萧伯纳来上海的评论编成一本书,好的、坏的都编进去,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他。

傍晚,鲁迅回到家,他把下午欢迎萧伯纳的情景向在他家避难的瞿秋白作了介绍。

虽然萧伯纳在上海只停留了半天,当晚就去了北京,但一夜之间,上海各报刊出现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如果把这些评论编辑起来出版,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可帮助秋白夫妇解决一下生活上的困难。对于鲁迅的建议,秋白欣然同意。鲁迅让许广平到街上搜罗当天出版的各种报刊。她急火火地跑到北四川路一带,把大小报摊都细细地搜罗一番,很快就买回了一大堆报纸。鲁迅和瞿秋白一边看一边圈定篇目,选好了的就由许广平和杨之华负责剪贴,然后由鲁迅和秋白连夜编辑。鲁迅和瞿秋白分别写了序言和引言。鲁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重要的文献”,它“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面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并对这些人的假仁假意和奴颜婢膝给予讽刺,说他们不过“原是洋大人的跟丁”。关于萧伯纳,瞿秋白写道:“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书编好后,定名为《萧伯纳在上海》,署名乐雯。“乐雯”是鲁迅的笔名之一,是由“隋洛文”衍生而出的。三月,鲁迅把书稿交由野草书屋出版,他的这份工作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当时文化围剿猖狂,出版印刷条件困难的背景下,鲁迅要完成这些工作,必然花费大量心血。书店拿不出编辑费用,他就义务劳动;出版商故意刁难,不付印刷工本费,他就自己垫付,甚至还要替刊行的书店为作者支付稿酬。鲁迅不仅对稿件取舍非常严格,“可抽去的,必定劝作者抽掉”,而且遇有问题之处,一定要查问清楚才肯放行。在选编作品时,即使是与他本人的主张有分歧的人,他仍然能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如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凌淑华的丈夫陈源非常反感和轻蔑,但鲁迅依然选了凌淑华的《绣枕》入选,并给予较高的评价。经他处理的稿件,修改之处勾划清楚,无不字迹工整,格式标准。鲁迅一生中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校对处理稿件上了,“从编辑、校对,以至自己翻译写编校后记,介绍插图或亲自跑制版所……,都由他一人亲力所为。”经常是“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936年逝世前,他为纪念亡友瞿秋白编辑《海上述林》时,比编辑自己的文集还要精心,为保证印装精美,特意托人拿到日本东京印刷。书出版后,他还亲自写了销售广告。对于鲁迅的编辑工作,周作人曾论之:“鲁迅不曾任过某一出版机关的编辑,不曾坐在编辑室里办公,施行编辑的职务。他的编辑之职乃是自己封的。他经常坐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在办编辑的事。”

鲁迅的图书编辑生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选编、校勘、编译、出版工作,为当时的文学界和广大读者“运输切实的精神食粮”,发现、培养了一批文艺新军。他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的呕心沥血、“刻苦耐劳,认真周密,赤诚爱国,情愿作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编辑工作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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