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3月8日刊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陆文虎的《极限曲培兰》一文后,收到曲培兰本人的来信,曲培兰在来信中回忆了当年中国女排坚持大运动量训练的情景和她本人创造极限滚翻救球500次的经过。为便于读者了解中国女排是如何从上世纪60年代初奋发向上并在80年代初登上世界顶峰的,我们特将来信刊出,以飨读者。编者
我充满激情地读完陆文虎先生的《极限曲培兰》一文,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文章把我带回到40多年前中国女排队员和“魔鬼大松”一起训练的艰难激情岁月。
1964年11月,大松博文教练率领的日本女排贝冢队,在获得第18届奥运会冠军后应邀访华,在中国进行了8场比赛。当时敬爱的周总理非常关注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11月23日,他与贺龙、陈毅副总理一同观看了中日女排第一场比赛及赛后的共同训练,并对我们作了重要指示:赶超日本,攀登世界高峰。贺老总也指示说,三大球要翻身。
我作为当时国家女排的一员,参加了与贝冢队的比赛,我们均以0:3的大比分差距告负。日本女排在比赛中表现出高超娴熟的技战术和顽强拼搏的意志,特别是7号队员连续完成400多个滚翻防守的世界纪录,给我们极大的震撼,从那时起我们对排球运动的规律和训练有了全新的认识。
中日比赛后,为了向世界水平冲击,全国体工会提出“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的训练方针,排球界掀起了学习“魔鬼大松”的训练高潮,我们每天每堂训练课都向极限挑战,向日本女排的各项纪录挑战。
1965年4月的一天,我们到北京101中学进行训练表演。上汽车后,教练宣布说:“今天曲培兰做极限滚翻训练,冲击日本滚翻防守纪录。”听了教练的安排,一路上我只想拼了,因为这是女排集体赋于我的使命!
一进101中学,我们惊呆了,整个操场上挤满了上千名热烈欢呼的师生,而更考验我们的是训练将在操场中间的“三合土”排球场地进行,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场地上进行过训练。“三合土”场地坚硬,没有弹性,不能滑动,非常容易受伤,但当时我们一心只想完成好这次冲击。面对如此热情的师生们,我们也热血沸腾。在全队各项集体防守训练出色完成后,队友们又给我加戴上了一副新护膝,我开始了单人极限滚翻防守训练。从第一个滚翻防守动作开始,师生们的欢呼声和队友们的加油声就交织在一起,场面极其壮观。我扑倒爬起再扑倒,全力拼救每一个球,师生们为我计数,300、355、396……我已经达到极限,每一次爬起来都要用尽浑身力气,但是全场师生们的呐喊和计数声支持着我,400……、449、450,已经超过日本人的纪录了,498、499、500,全场欢声雷动,我终于创造了极限滚翻防守的新纪录。当时现场的气氛正像陆先生描述的那样,同学们与我之间产生一种完美的互动,“一个人的斗志唤起千百人的呼喊声,而千百人的呼喊声又激发出一个人的斗志”。训练表演结束后,我全身已伤痕累累,手、臂、膝、腿都摔破了,脱下已经全都磨烂的两层护膝,漏出了血肉模糊的膝盖。虽然疼痛钻心,但激情使我忘记伤痛和疲劳。我为我能坚持到胜利感到欣慰。
经过大运动量训练和学习日本等世界强队的经验,我们逐步摸索总结出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先进战术,全队的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965年6月我们出访欧洲、南美,分别战胜了德国、捷克、古巴等世界强队,仅输给前苏联队。从当时的战绩看,中国女排已经具备了在世界大赛中争夺奖牌的实力。1966年4月,我们在广州集训,备战在日本举行的第5届世界锦标赛,大家斗志昂扬,准备在世锦赛上冲击奖牌。可是就在我们将要出发的前一天,北京来电“速回京”。1966年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失去了为国争光的机会,也给我们那一代女排队员们留下永远的遗憾。
1981年,新一代中国女排经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终于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并取得五连冠的骄人战绩,也圆了我们几代排球人的世界冠军梦。我们虽然没能亲身参加世界大赛,没能在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但是我们曾经努力过,拼搏过,我们内心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感谢当年北京101中学师生,他们鼓舞和支持我创造了500次极限滚翻防守的纪录。这段历史将会伴随我一生。
图为1966年出访欧洲的中国女排队员合影。从左至右为韩翠青、袁德凤、蔡希秦、高绪美、苏彩霞、董天姝、于淑文、曲培兰、徐爱敏、阙永伍(教练)。（图片由曲培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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