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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精神

2006-04-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金磊 我有话说

李庄,是四川宜宾郊区的第一大镇,濒临长江。李庄有2500多年的历史,其文化、经济都非常发达。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建处、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共1万多人相继迁到了李庄,使原本只有几千人的小镇,一时之间显得热闹非凡。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李庄”竟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西南四大文化中心,因为它已将无数巨大的问题融入了这不平凡的村庄。

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内莫宗江(前)、梁思成(后)在绘图

这里之所以用“中国李庄”的字眼,并非仅仅是因为它位于长江的起点处,不仅拥有“万里长江第一镇”的美誉,更在于它有一段不该湮没的历史。它将遥远的历史真实地通过一个村庄作了文化传承;它不仅养育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并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传记。在它1940―1946年长达六载的时光中,面对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艰难岁月,慨然相邀、热情相助数以万计的中外学者,以一方的宁静,保存并发展了民族的文化。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李庄”竟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西南四大文化中心,因为它已将无数巨大的问题融入了这不平凡的村庄。

沿着梁思成先生开创的中国古建之路前行,必须倾听来自中国营造学社建筑之魂的声音。尽管在捧读《图说李庄》清样时,又忆起了梁、林故居及中国营造学社那别样的冷清,但也能感到有一份难得的静谧!在那个年代,梁思成先生的声名是日渐显赫的,身居孤单寂寞的旧屋,仍能反映出大学者固有的那一份清纯与高贵。

罗哲文先生每每忆起梁、林二位恩师,便赞扬他们浑厚华滋,秀润天成,对待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是那样真诚虔敬,全无骄矜的浮躁;面对日军侵华的罪恶行径,作为建筑的民族学人不断反躬自省,体现着华夏建筑传人强烈的独具震撼力的心灵。

中国李庄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国学人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它让我自然联想到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尽管历来不少人认为这诗不过是陈子昂的胡敲自叹,但我倒以为这是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延续“古人”和“来者”之间的精神文化血脉。这无疑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可贵的担当意识的体现。我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发现李庄”、“解读李庄”的含义,所以我要说,伟大的也要有人懂!这里细分析至少包括如下含义:⑴中国建筑文化应不应该面对伟大?⑵中国建筑文化可不可能创造伟大?⑶如何去理解并把握伟大的中国建筑文化的标准和尺度?

作为中国建筑学人,之所以携《建筑创作》中外建筑文化研究小组首先踏入李庄,在于愿意感受并发扬一种实实在在的学人精神: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作为千年古镇,李庄的众多庙宇、祠堂及精湛的民居,为1930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九宫十八庙”的遗存,以慧光寺、玉佛寺、东岳庙、羊街、席子巷等为代表的明清古建群,构成了李庄的商贾文化,使它本身就成为一块厚重的建筑文化瑰宝。梁思成、林徽因于1944年先后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及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1、2期中都对宜宾汉代崖墓、北宋旧州塔、李庄旋螺殿等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建筑史》一书有李庄板栗坳的图片,有梁思成极为赞赏的“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旋螺殿的测绘图,它与李庄魁星阁、九龙石刻、百鹤窗并列为李庄建筑“四绝”。现今虽魁星阁在“文革”中已被拆除,可梁思成当年对它的评价仍在:“它是从上海至宜宾沿长江2000多公里江岸边上,建造得最好的亭阁”。然而,当步入梁、林旧居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李庄旧址时,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到:李庄没有照明及一切电气化的东西,没有现如今的娱乐与交际,没有充盈的食物及药品,但它惟一拥有的是中国学者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做出博大学问的建筑史实。迄今的梁、林旧居虽表面已被保护,但仍十分破败,简陋的照明,梁思成的书房地板几乎塌陷;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现状更惨,不少旧房住满了居民,更差的房子竟成了鸡舍,惟一可辨识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标牌。面对大师的旧居及中国建筑学摇篮之现状,我联想到的不仅是雾中的历史印痕及山坳中坚守的学者精神,更唤起一种要为中国营造学社重光的心情。因为我们造访的李庄不仅是宝贵的物质遗产,也是更为宝贵的非物质遗产。

记录中国李庄,书写感动的建筑师的篇章是一个文化“金矿”,因为整整60年我们丢失了不该丢失的“中国营造学社”,我们忘记了应该纪念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精神及文化。站在先进舒适的智能大厦面前,谁还能在乎60年前那一幕幕建筑学人生活的清泉与烛光,更有谁还能理解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小山村,竟能出现迄今仍代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诸多成果呢?带着这些感受,我们编著的《图说李庄》自然从“中国营造学社”入手,在翻阅了大量文献后发现,当时中国营造学社身处经济困境之下,大约从1941年起梁思成每年都要到重庆向行政院及教育部申请经费,但仍无法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只好维持短期的开支。尽管如此艰辛,自1940年至1946年“学社”仍努力完成了一系列十分可贵的工作:⑴参加中央博物馆的考古发掘;⑵就广汉县志修编,采用城市规则及建筑科学方法,开创了我国县志修编的新例;⑶编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完备而系统的中国建筑史;⑷由梁思成与莫宗江共同设计了南昌滕王阁;⑸测绘四川宜宾古建筑;⑹梁思成在莫宗江的协助下,继续研究《营造法式》,将法式大木作的全部插图绘制完毕;⑺撰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⑻先后于1942、1944年举办过两届建筑设计竞赛,它们都是与中央大学建筑系合作的;⑼恢复《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出版了第七卷第1期、第2期两期汇刊;⑽1944年梁思成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为盟军编制敌占区文物建筑名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保护了日本古城京都与奈良。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营造学社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5人,经费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据《梁思成全集》第九卷记载,194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停止了工作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

我曾到过不少华夏古镇,但尤以李庄令我难以忘怀,不仅仅是它在国难民困时成为中国科技教育的滋养地,更在于它用功德之高厚、学术之光芒,塑造了中国罕见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古镇。我想只有如此思考,并努力做好文化李庄挖掘之事,才是我们对先哲们的心灵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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