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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上海交大 |
当时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沈叔逵先生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把学校办得很好。父亲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的国文和历史是我父亲最感兴趣的科目，父亲曾说：“他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非常丰富，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沈先生的服饰并不华丽，但非常整洁，和父亲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恰恰相反。此外令父亲倾倒的是沈先生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从没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其他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撒烂污，却是由于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情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沈先生教的国文课，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他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于比较精彩的句子的点断处加双圈。每次文卷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是急不可待地探听谁有三圈，谁有两圈，乃至于下课后争相比较句子点断处的双圈谁多。有了这样的竞赛，大家都有进步。父亲后来的文字功底是从那时打下的。
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小毕业可直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升上院（即大学），所以一跨进附小，就好像是在准备做工程师了。父亲那时不知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做铁路，而做了铁路工程师每月有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厚薪俸。祖父既叫他准备做工程师，他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他说：“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要做工程师，至少对于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我在这方面却有着缺憾……我只有趣味于看纲鉴，读史论。”“每遇着上算术课，简直是像上断头台！但是大家既把我误看作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为着虚荣心所推动，也就勉为其难，拼命用功，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的心里对这些课目，实在感觉不到一点兴趣。”
父亲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小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父亲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入了迷，“觉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的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敏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支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这样准备做工程师，当然是很少希望了。
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对于父亲很有利，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唐蔚芝先生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此也很重视，国文较好的同学，容易得到师友的重视和直接鼓励。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
父亲读到中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家中已无法供给学费，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在四面楚歌中，忽然得到意外的援助，他被学校评上了“优行生”，可以得到免费的优待。但是，学校里的费用，学费不过占着其中的一小部分。父亲便开始了投稿生涯，也是“开源”之一法，他经常给报社写稿，赚些稿费。
父亲在南洋公学时最大的困难，一件是经济的窘迫，一件是勉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前者的麻烦似乎还可以勉强拖过去，后者的麻烦却一天天的继续下去。直到有一位考入圣约翰大学的戴姓同学对父亲偶然谈到，圣约翰的文科可以做父亲转校的参考。这个学校的课程内容，比较合于父亲的需要，但圣约翰不但没有“优行生”的奖学金，而且向来是有名的贵族学校。事有凑巧，此时有一位同学葛英先生正在替他的本家物色家庭教师，便极力怂恿父亲接受这个位置。为特别优待父亲起见，他们每月送父亲“束修”40元，且来往盘费都由东家出。这样，父亲在大学二年级时下决心转学，就此离开了交大，后来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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