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经济模式。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说法，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这一提法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不在于他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作出了解释，而是在于他提炼出
一、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发达国家虽然都是利用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但不同国家具体模式不同。这是因为，现实中利用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都是在具体国情、具体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只有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没有抽象的资源配置模式。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区别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德国、日本在战后重建中深受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但德日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的经济模式，突出特征是强调政府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合作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面临着恢复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要迅速实现目标，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一致的合作精神。正因为这种模式适应了德国和日本国情，才使得德日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一种模式都无法全面移植到别的国家。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必然会自食苦果。拉美国家曾经信奉“华盛顿共识”所设计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结果经济发展陷入危机，教训深刻。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国情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别。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资源小国；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乡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发展既不能照搬美英模式，也不能盲目模仿德日模式，必须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模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目标确立发展到进一步完善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我国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中，我们也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也是遵循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模式。
二、中国模式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下的经济模式。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行为不仅仅局限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在市场运行中，政府也有很多具体的参与行为，如制定发展规划、实施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运行规则；又如政府投资、政府建立和干预要素市场、政府提供生产要素、政府通过购买或销售影响价格等。政府的这种角色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社会生产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而市场自发配置资源往往会使比例失调。政府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导作用，是人类有意识地利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重要体现，因此，它体现了人类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提高。从历史上看，所有处于发展中的国家，都强调民族经济的保护，国家干预的加强，德国、日本经济就是这样起飞的。就中国而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政府参与和推动；同时，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从“转型”到“定型”也必须有政府主导和参与。从深层原因上看，我们国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本身有深刻的制度规定性，就是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通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兼容，既要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保证在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中实现共同富裕。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重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政府在推动改革进程、保持发展与稳定、缓解产业结构失衡、推动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协调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发展必将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模式。
三、中国模式是以社会利益和谐为核心的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而社会生产关系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不同经济模式反映的物质利益关系也不相同。从理论上说，不论哪种模式，只要其运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好模式。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也应该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进行，这里的人当然是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者。不管社会采取何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核心还是围绕满足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进行，否则就会挫伤劳动者积极性，进而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必须要以和谐的利益关系为核心，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始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下进行的。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的增长推动和生成体制内的公有制经济的改革，由引入市场机制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体现了大多数人利益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