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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荣与辱

2006-05-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舒东 我有话说

在众多的电视剧中,我对《乔家大院》与《青鸟的天空》有一种特殊的热爱。把《乔家大院》与《青鸟的天空》同提并论,大概有许多人不理解。因为《乔家大院》是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乔家大院为背景,生动讲述了乔家堡著名商家乔家长达两百多年的兴衰成败、动荡沉浮,拍摄场面宏大,波澜壮阔,加上一些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

,使该剧声誉鹊起。而《青鸟的天空》描述的只是普通家庭面对生活中种种的“不测风云”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恐怕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看过或听说过这部电视剧。是什么让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呢?是蕴涵其中的道德力量,将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贯穿电视剧的始终。《乔家大院》主要侧重商业道德,《青鸟的天空》主要侧重是家庭伦理和个体道德。无论它们是从哪一个方面,实质上都在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荣与辱?荣辱与增加财富的关系,荣辱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

荣辱与人性的欲望有关。彼得・辛格认为“康德的人性论,把人永远割成两个部分:人的‘理性’和人的‘畜生的欲望’。这就像一幅古老的图画:人总是处在一半是猿一半是天使的半路之中……人性的这一事实,宣告了我们将被永远卷入两种本性的纠缠之中。”能让人性从迷向的纠缠中解脱出来的是符合时代精神和需要的道德。《乔家大院》、《青鸟的天空》透显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谈及商人本质往往与见利忘义、尔虞我诈相联系,而且许多人都认为好商人、有本事的商人就应该高智商地尔虞我诈,为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地见利忘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商人的“荣”。《乔家大院》却一反这种见解,该剧中的晋商是以“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商原则为荣,以“做人要讲义气,做事要讲信用”的诚信准则要求每一个伙计,以“学吃亏”作为经商的必修课。主人公乔致庸从小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这样的商德已融入到他的血液、灵魂、思想之中,所以,无论在他贫穷的时候,还是在他已成为财富占有者的时候,他总是对诚信报以一以贯之的坚定,他总能摆脱“畜生的欲望”纠缠,以儒商的精髓作为荣与辱的分界线。他在自己的钱财都无法顾及的情况下开仓救济十万灾民、长达20天之久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同样,《青鸟的天空》中的彭卫宇在自己遭受创业失败,还没有来得及品味苦涩与痛苦,就面临着必须承担起帮助照顾三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朋友因打人即将去蹲监狱,留下无人照顾的儿子、律师曙光死后无人照顾的儿子豆豆与他的妻子徐慧。正是彭卫宇高度的理性,使他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矛盾冲突梳理得有条有理。

荣辱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中。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神,“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诠释他的话。我们可以从反面理解为:人总是被制约着。还可以理解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个神,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权威,还可以是道德。上帝可以“死了”,但“人不可能摆脱道德而生活”。问题在于:正是有“神”的存在,人的道德自律性才显得可贵。《乔家大院》、《青鸟的天空》最可贵之处在于:贯彻整个电视剧始终的,从乔致庸、彭卫宇身上流露出的道德,不是一种说教,不是一种僵死的道德规则、命令,甚至自我献祭,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促进人性成长的自我完善,是一种超越了原则和规则的善良的道德感和可贵的品性。在《乔家大院》里,在争得高粱霸盘,拯救包头生意危机及整个大德兴的那一段是整个电视剧的高潮,乔致庸胜了,打败了对手,表现了他的高智商,他应该引以为荣地把对手置于死地。但电视剧在情景安排上不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出乎对手意外的是:乔致庸摒弃一己之利、之恩怨,从维护整个晋商的形象出发,以宽容、大度的精神,亲自登门拜访自己的对手,化解了彼此间的恩怨。《青鸟的天空》中,无论是改变豆豆对徐慧的敌意,还是彭卫宇与徐慧、徐慧弟弟与女友相互间消除了隔膜,建立起一种默契与理解,都取决于各自先人后己的同情与关怀的道德品质。两部电视剧都不约而同地阐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生活中,竞争与同情应当同时并存。

竞争不一定全是光荣,被同情也不一定是耻辱,它们是一体两面。无论作为社会或个体,荣辱总与智仁勇发生着联系。在《乔家大院》里,有三桩生意显示了乔致庸的大智大勇或开商家之先河:一是货(汇)通天下。在21世纪,地理作为一种社会障碍已被超越,但在大清王朝晚期的晋商却能横跨了欧亚两大洲,不能不是中国商业史、金融史上的奇迹;二是股份制改造。他早在咸丰年间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造,提出非常先进的资本管理理念――佣人可以参股;三是南下武夷山做茶生意。在兵荒马乱年代,从山西到福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表现了乔致庸的大勇――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能创造这种奇迹,除了与乔致庸所具备的智和勇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怀着以商富国的梦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结。他的徒弟马荀对他说的一段话最能代表他的道德理想:“东家,现在马荀才明白,这一生该如何做商人……帮助东家,做成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万民谋利。”国家、民族、人民才是乔致庸最为关心的。他宁愿得罪朝廷,也不花一分钱买官,可为了民族工业,他竟花七百万两银护矿。这印证了古代儒家的观点:“至诚者,真正的勇士。”智、勇必须与仁结合,才能产生伟大和高尚。离开道德,智慧就会成为机巧与狡诈。孙茂才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问题。孙是一穷困潦倒的学子,乔因赏识他的聪明才智收留了他。孙对乔家也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论才智不在乔致庸之下,乔家的几次困境,都是由于孙的智慧而起死回生。论勇敢,他是跟着乔致庸出生入死之人。但后来却落得个羞耻之人,乔家毫不留情地将他轰出家门。他缺的就是仁。所以,爱因斯坦说:“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要。”虽然乔家的时代已结束了,但他们以商富国、爱国如家、积德累仁的商德,作为晋商的一种标志已扬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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