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去世近百日了，我的思念之情依然。
这两天又拿起张先生赠送给我的书，目光停留在《负暄三话》中的《韩文佑》一篇。韩文佑先生是张先生的好友，刎颈之交，1950年韩先生调往天津，二老的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我经常到韩先生家请教，韩先生多次提到他的挚友张先生，说“张先生是个真读书的人。”
我与张中行先生真正交往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他已经是大名人了。我约张守常先生到人教社拜访他。办公室里有两三张桌子，还有一个人，他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守常先生比我想得周到，带了几本张老的书请他签名。张老从桌子旁边抽出《负暄琐话》和《负暄二话》，签名送给我。说还有一本《负暄三话》，现在办公室里没有，以后再送。
不久张先生打电话约请我和内子吃饭。我们先到人教社找他，然后一起去景山东门对面的一家饭店吃饭。他带着《负暄三话》从楼上下来，步履轻盈，真不像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他知道内子是演员，还认出她在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中演过“枣花娘”。吃饭的时候跟她谈起文艺界的情况，大意是现在看话剧的人少了，大概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缺乏好剧本吧。
我和张老接触得并不多，一年见两三次面而已。多半是我们到北京德胜门外华严里去看他。他住在一套小三室（无厅，以过道代替厅）的单元，使用面积不过五六十平方米，非常狭小，是我到过的最简陋的住宅。与我交往的都是平民百姓，普通的脑力劳动者，但所有人的居住条件都比张老好。我的居住条件也比张老好。像张老这样的大儒越来越少了，可居住条件如此恶劣，让我既惭愧又痛心。然而张老并不以为意，他是平民学者，过惯平民生活，和平头百姓打成一片。他带我到住所附近饭店吃饭，服务员和经理见他来都热情招呼。那天他从家里带了一瓶酒，我想饭店是不能自带酒水的，可服务员不但没说什么，还马上把酒打开，打破饭店不允许带酒水的规矩。他还选了几样菜带给老伴，那时张师母已行动不便了。
苏州广播电视报的记者小祝对张老极为崇拜，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想拜见张老。我打电话问张老，他说：“来吧！”我们去了，张老亲切接待了我们，并请我们吃饭。小祝给张老带来几只毛笔，用意很明显，但他不敢说，我不便说。他回苏州不久，打电话告我，张老给他寄去一幅字，大喜过望。我的两位学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想见张老，约好在我家见面。我安排一位接张老，一位送张老，她们都得到张老一本书，签名称她们为“女史”。她们不明白“女史”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们“女史”是女士的尊称。我岳父是江苏书法家，他去世后我们决定自费出版他的《罗化千墨迹选》。需要名家写序，我们想到张老。张老说应该请书法名家写，并且热心帮我们辗转找到书法名家，写了一篇文辞并茂的序。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张老是何等的平易近人。
韩先生说张老是“真读书的人”，说得非常对。张老对中国典籍非常熟，这从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经史子集，随手拈来，恰到好处，不仅使文章凝重，有时还产生一种幽默感。这是我辈望尘莫及的，今天像他这样熟悉中国典籍的人恐怕已经凤毛麟角了。
张老对西方哲学同样熟悉。一次他问我：“令尊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用的是哪个本子？”我回答不出来，送给他一本先严翻译的这部书，张先生翻了一下便说，用的是我年轻时候看过的英译本。张老早年就读过康德，还读过许多西方哲学著作，所以他的文章蕴涵着哲理和思辨。比如他把婚姻状况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
张老读过我的文章，希望我挖掘得更深些，不限于写作家。我觉得他对苏联文学并不熟悉，作品读得不多。以他的学识，未必看得上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泛滥的苏联小说。但他对苏联体制却相当了解，对苏联的解体并不感到惊讶，认为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老告诉我写文章不能说假话，但也不可能把心里想的都写出来。人还得学会保护自己，不能只图一时之快信口开河。他说宋人蒋捷词中“临别赠言朋友事，有殷勤六字君听取：节饮食，慎言语”，说得很对。他举了几个人的例子。比如，他说张东荪身居高位，荣任政府委员，因“快言快语”，很快就从高处摔了下来。他把张东荪比做孔融。张老说自己胆小，只说可说的话，做能做的事。张老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没受到过激烈的冲击（一般的批判在所难免），得力于他的格言：慎言语。他在人教社工作认真，业务水平高，耐心回答求教者的问题，与同事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也没有任何把柄。没有人想整他，想整也整不了。他强调不说假话，而不是说真话。
有人问张先生为什么七十岁以后才写文章？张先生曾对我说，年轻的时候曾想写小说，未必写不出来。他没说能写为何没写的原因。我想是他忙于养家糊口，到几个中学教书，没有时间和精力。另外，他如果写小说，也不会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出版无门。他晚年写的这些极受欢迎的文章，“文革”前断无发表的可能――他只做可做的事，不做不可做的事，还是哲人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