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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城市

2006-06-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冬颖 我有话说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近年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国、邦指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学者多认为《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

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濮上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大雅・文王有声》记载了文王“作邑于丰”,《小雅・斯干》篇亦记录了武王定都镐京的史实。“丰”、“镐”两都的遗存已在今陕西西安西南约25公里处的沣河中游被发现。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容积约190立方米。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据《周礼・天官》记载,“凌人”掌管冰政,十二月斩冰藏入凌阴,以供来年天暖时使用。由此推断,周王室和诸侯国的都城内,都应有藏冰的凌阴。《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ρ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

《诗经》三百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雅、颂本来就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上层阶级所作;所谓风,即周代各国的地方乐调,共有一百六十篇。《国风》虽然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有许多描写自然风光、田间劳作的诗篇,但其形成也有城市为其文化背景,这是以往为研究《诗经》和中国诗歌史的学者所忽略的问题。我们研究《诗经》,要将其还原到《诗经》时代,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将其拘泥为“民歌”。《诗经》的修辞相当讲究,而远非乡村朴野的歌谣可比。在礼乐文明只被少数人垄断的两周时期、在孔子开创私人授徒讲学以前,只有贵族阶级才有占有文化的权利,普通劳动人民根本就没有学习的资格,又怎么谈得上文学创作呢?《诗经》是研究先秦历史、民俗、礼乐文化的丰富史料,无论其是民歌与否,其文学和史学价值都是不容抹杀的。(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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