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一辆特制的三轮“逍遥车”，黄?森教授平稳而悠然地穿过偌大的北大校园，从朗润园住所，到办公室，到各个会场、教室，闲暇时还颇有兴致地到超市采购。
不停转动的车轮，恰似老人依然
纵使在闲谈，在微笑，老人依然眉关微蹙。俊朗清癯的面容，平展光洁的皮肤，难见皱纹；唯独眉宇间，已被岁月雕琢出了无法抹去的痕迹。“我始终在思考，什么是真理？最后，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或许，这就是一位哲人毕生思考所留下的印记。
《孔子和儒家》是对《〈论语〉批注》的一种批判
数十年笔耕，成果丰硕，黄?森却始终惦记着一篇“不起眼”的小文。这篇文章名为《孔子和儒家》，原本是改革开放后应国外某出版公司之邀所写，收入该公司出版的《亚洲哲学》一书中。
“接到稿约我很纳闷，怎么会找我写中国哲学？我一直搞马哲研究嘛。本想回绝，可是，转念一想，又答应了。”为了写好这篇文章，黄?森放下手头工作，泡图书馆，请教同事，还参加了纪念孔子的一次大型研讨会，背了一大书包最新资料回来，踏踏实实地研读了好几遍。最后，他不但拿出了翔实精当的中文稿,还亲自上阵，字斟句酌地译成了英文。
令黄?森“转念一想”的，是老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感情。
“我从6岁到16岁，一直读《论语》、《孟子》等，是父亲私塾里的‘好学生’；但后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是全盘否定的。”因为父亲是位饱读诗书的前清秀才，黄?森自小就浸润在传统文化的书墨香气里，但却始终难有求知的兴奋：“学的时候并不讨厌，但要说喜欢，却也不喜欢。只是我从小听话，父亲要我学，我就得老老实实学。”
这种状况持续到1937年。两年后，18岁的黄?森考取了自贡市蜀光中学高中部，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看到了一大批“很解渴”的书籍：鲁迅的《呐喊》、《彷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和逻辑术》，从苏联传入的马列主义著作……他欣喜地领略着哲思的精审之美，心里满是久旱逢甘霖的畅快与兴奋。
于是，黄?森决心投身“真正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起来。在他看来，传统处处需要改造：父亲对他宠爱有加，但在家庭里一直奉行封建的家长制，他对此“很是反对”；他自幼体弱，全靠中医调养医治，但此时却觉得它“单凭经验，不科学”；读私塾时，他常作旧体诗文，此后也毅然搁笔了，认为“那是封建的东西”……
之后数十年，黄?森与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绝缘。“文革”开始了，黄?森受命指导工农兵学员撰写《〈论语〉批注》。政治重压之下，“我不得不把《论语》批得一无是处，却觉得很不安。我比以往都认真地扪心自问，这一来，反而重新发现了中哲的好处。”后来，黄老屡次检省自己的违心之举：“凡事要辩证地看，不走极端。从那以后我的态度才基本客观了，到现在也没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值得肯定，而且，它对马哲研究也有帮助。”
正是这种内疚，使黄老写出了《孔子和儒家》以作补偿，并在文末注了这样一段话：“作者在‘文革’时期参加过《〈论语〉批注》一书的写作，批判了《论语》中的每一句话……作者常为此事感到内疚。本文可以说是对《〈论语〉批注》的一种批判。”
“我模糊的信念坚定起来――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
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日本军队企图打通粤汉公路，对贵州独山发起了猛烈进攻。蒋介石借此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一腔热血的黄?森坐不住了，和200多名同学一起弃笔从戎。1945年初在昆明，他被编入炮兵师，不久又被空运到印度，当起了汽车兵。年轻的黄?森开着吉普车、中吉普、十轮大卡车，在沙地、水中、模拟战场等特殊地形里穿梭自如，修车更是“不在话下”。转眼半年过去了，没等到在战场上一展身手，日本就投降了，蒋介石的野心却逐步显露：他许以重任企图留住这些年轻才俊，为内战作准备。“不干！我参军是为抗日，抗战胜利了，留下做什么？”黄?森再次显出了清醒的头脑，毅然回西南联大复学。
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原，黄?森选择了北大。离开学还有两个月，他回到家乡富顺县度假，干了一件颇有影响的事。
“那时回来的学生有几十号人，大家都觉得富顺太闭塞，封建色彩还很浓。怎么办呢？‘轰’它一下吧。”学生的武器只有文字，要“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办报纸。黄?森被推举为主编，带领“临时编辑部”的十几位成员，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锋芒毕露的稿件一篇接一篇。很快，一份石印小报《民主生活三日刊》诞生了。意外地是，这份“小打小闹”的报纸竟然颇受欢迎，每期都销售一空，沉寂的小县城刮起了一股清新快意的民主之风。
办了12期之后，国民党县政府不干了：“这些学生要干什么？”在当局压力下，学生们只好停刊，但决定集中火力“大喊一声”，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当时我们认为富顺最坏的人是参议会副会长简瑞?。天旱，他们为了求雨办城隍庙会，要把菩萨抬出来游街。那时城隍庙已经是一所师范学校的教室了，简瑞?就下令师范学校停课。针对这件事，我们一口气写了好几篇文章，办了个‘批判大会’。那一期印了很多，卖得快极了。”
1947年初，被国民党列入“共党分子”名单的黄?森离开家乡，走进了北大。在那里，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腊月读书会”，阅读了一大批马列主义著作，并亲历了一场场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这一切让我模糊的信念坚定起来――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1948年，他加入了地下党，并利用研究生会主席的身份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不让我讲课，正好搞研究”
1949年，全国解放。正读研究生的黄?森服从学校安排，为全校讲授政治课。一年后，他转为助教，并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深造一年。
此时的黄?森，历经中学、西学的熏陶，已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毕生的主攻方向。面对这一在中国刚刚起步的课程，他决心趟出一条揄扬真理的路来。
1953年，北大哲学系请来苏联哲学家萨波日尼可夫，黄?森任其助手。从他那里，黄?森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概念。“这对我启发很大，我意识到，要真正理解一种哲学思想，必须对其思想源流等有深入了解。但当时大家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没有把它们看成历史的产物，更谈不上研究其发展史。”
于是，黄?森萌发了研究马哲史的念头。他一边帮助苏联专家培养研究生，一边苦寻入门之路。
不久，哲学系开始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正如黄?森事后回忆，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但是，它又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史上很重要的书”。难读，是因为书里既有对诸多哲学家著作的摘录，又有列宁随手写下的批注，而当时没有任何辅助资料，所以摘录和批注理解起来都很困难。北大先后请过两位苏联专家对此书作专题讲授，效果都不甚理想。
“就从这本书入手！”黄?森隐隐看到了开启马哲史大门的枢纽。他立下志愿，“要和同志们一起为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编写两本书，一本专门注解难点，一本阐发基本思想。”
孰料，正在欲展拳脚之际，一系列磨难降临了――因为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发表了反对将群众的批评定性为阶级斗争及其他一些言论，他于1959年被开除了党籍；1960年被剥夺讲课权利，调到哲学系资料编译室任职；十年浩劫期间，他又遭批判、被抄家，备尝艰辛。
也曾惊愕，也曾愤懑，但理性和学养又一次使他沉静下来。面对空旷无人的资料室，他安慰自己“这下有时间了，不让我讲课，正好搞研究”。于是，他联系张翼星等一批境遇相似的同事：“一起研究《哲学笔记》怎么样？”“好！”一呼百应，小小的资料室成了学者们的学术乐园。他们细读列宁原著，对援引的他人著作逐段查出原文，详细翻译，并对列宁的批注作了逐字逐句的解读；甚至在有摘录而无批语的地方，他们也慎思明辨，力求证明列宁摘录的用意。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学者们终于写出了长达50万字的《〈哲学笔记〉注释》，后于1981年公开出版。这项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哲学笔记》研究的空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发文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黄?森为代表的、以完整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为主旨的独特学派。”
黄?森迈出了实现志向的第一步。之后，他“乘胜追击”，不仅写出了《〈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完成了“志愿之二”――阐发《哲学笔记》思想，还在“文革”期间再次振臂一呼，组织学者研究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一书。
“1959年到1978年，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做学问不一定非要很好的条件不可。只要志向坚定，再恶劣的环境也不怕。”回首往事，黄?森眉宇间写满坚定。
“我真正做出点事情来，是在1978年以后”
黄?森一直把改革开放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春天――“我真正做出点事情来，是在1978年以后。”
就在197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黄?森郑重提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非句句正确，应该科学评价其是非功过，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学科。”这句话他重复了二十多年，如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为之奋斗了！
时不我待。已经57岁的黄?森，夜以继日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中。1981年，他参与编写的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正式出版；同年，他呼吁编写更完善更系统的马哲史教材，经过五年努力，近1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世；1983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了编写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议，组织14个单位的55名学者撰写，经过十多年的奋战，终于圆满完成，共计400余万字；八卷本问世后，他深感应有一本便于大众学习的“普及本教材”，于是立即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十几名专家共同编写，于1998年奉上了50万字的一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马哲史学科终于走向成熟。
“功成名就”的黄?森，依然是学界著名的创新“斗士”。
67岁时，他一步踏进马哲研究中人称“空场”的人学领域，组织全国性研讨会，编写《人学词典》，组建北大人学研究中心，成立中国人学学会……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忙得不亦乐乎，被称为“中国人学的一面旗帜”；
75岁时，他转向文化问题研究，关注国际上的文明冲突论、文化帝国主义论，国内的现代新儒学、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讨论，主持撰写出一部翔实深刻的著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80岁后，他的文章仍时时见诸报端，他微躬的身影仍经常出现在学术会议上。围绕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等，他不辍地思考着，探索着……
“先生与时俱进的求索精神，让年轻人自愧不如。”师从黄老二十多年的王东教授感慨地说。
“我这人能力不是很强，但我还是愿意帮助人”
55年教学生涯，黄?森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说：“做黄先生的研究生是一种幸福”；普通学生说：“听黄教授的课是一种享受。”
他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把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哲学讲得通俗、生动，有如摊开一本图文并茂的故事书，总能让学生不知不觉入了迷。
曾跟从黄?森读博的康健这样评价导师：“一品学者，一品好人”。至今，康健还清晰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天，他慕名拜访素不相识的黄先生。得知康健有心钻研马哲，先生大为高兴。“临别前，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位七十多岁的大学问家，为了找一套他主编的书送我，竟然钻到低矮的床下，很费力地翻了半天！我当时的感动和震撼，真是无以言说。”
这样的例子，黄?森几乎都已淡忘了，因为“谁都会这么做”：一名学生赴苏联学习，他担心其手头拮据，专程送去自己积攒的美元；一位青年教师调到外校任教，讲列宁辩证法思想时遇到困难，他把自己研究《哲学笔记》时的十几本笔记寄去救急……
黄?森的夫人刘苏身体孱弱，黄先生长期照顾夫人、教育子女、承担家务，居然炒得一手好菜，学生们也学到了一门“新课程”――怎样又快又好地做红烧肉。十多年前，刘苏不慎髋部骨折，从此行动不便，黄?森便常推着轮椅带夫人到未名湖畔散步。在黄?森80岁华诞时，他给每位学生书赠了一张和夫人相依相偎的照片，浓浓爱意，呼之欲出。
曾在黄?森家里做过家政服务的小蒲，至今还亲热地叫老夫妇“爷爷、奶奶”。“我刚到黄家时文化基础很差，二老把我当亲孙女一样培养，送我去上电脑班，让我用家里的电脑练打字，还出资让我参加会计学校学习……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庭了，但这里始终是我的另一个家。”
“我这人能力不是很强，但我还是愿意帮助人，总是希望别人好一点儿。”黄老说。
“要让大众看到马哲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近年来，黄?森思考最勤的问题之一，当属如何看待“一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多元化思潮兴起了，我们怎么应对？真理只有一个，要让大众看到马哲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黄老认为，社会思想总是多元的，不可能归为一元，但总要用科学思想来统率，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就哲学而言，必须把马哲建设成为科学。“一种思想体系完整严密的程度越高，说服力也就越强。马哲首先必须具有科学性，在实践中才能确保指导地位。目前，马哲是有科学体系的，但不够完整，不够严密，作为一门科学还没有得到更广泛的认同，所以，容易受到‘西哲热’等各种思潮的冲击。”老人凝眉，吐字缓慢而坚定：“把马哲作为一个适应时代、引领时代的科学体系来建构，决不是几个人花几年时间就能完成的，但是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在那个时候，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这五个字取消，正如我们不把生物学叫做达尔文主义或其他主义一样，达尔文和其他生物学家的观点已经融入到生物学这一门学科之中。当哲学形成一门世界公认的科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融入到科学的哲学里面了。”
在老人看来，从事了一辈子马哲研究，不是因为“我天生就姓‘马’”，而是因为追随真理的执拗。“我的信仰不是盲目的；中哲西哲，不管什么哲学，只要里面有真理我就相信它。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个地球，不走共产主义道路，终将毁灭；但是我相信人类有足够的理性，来避免这样的悲剧。’”
对自己的性格，黄?森总结为“不易激动，比较平稳，遇事希望能冷静地处理”，但平和中却含蕴着执著与坚定。这正如他的身体――“我看起来比较虚弱，瘦瘦的，黄黄的,但是，我的生命力很顽强。”（本版除主题照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外，其余均为资料照片）
■回声
黄?森教授是一位在学术研究上与时俱进，在研究方法上继承创新，在立论上独树一帜，学术上严谨求实、师德上敬业宽容、精神上催人奋进的著名的专家学者。
――王德炳(北大原党委书记)
身如药树君真健，温和谦恭长者风。纸贵京城叹妙笔，满园桃李道不穷。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老指导学生像苏格拉底，在概念、概念指称和意义的逐步廓清过程中，让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框架、内在义理和精妙韵味，体悟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情感之美、逻辑力量之美和语言风格之美。
――宫敬才(河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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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的黄楠森。 |
黄?森，原名黄述烈，1921年11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1942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哲学系，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考取哲学系研究生。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资深教授，1995年离休。1981-1987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82年任博士生导师。1981-1987年任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3年任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3年任《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主编、编委会主任，1991年任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恩格斯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顾问，北京市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曾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大学优秀党员标兵、北京大学师德模范。
■成果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黄?森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主持的《〈哲学笔记〉注释》填补了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先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八卷本，并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主编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八卷本、一卷本曾获得多种奖项。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黄?森提出了科学系统的哲学观。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对象是客观世界；第二个对象是人类社会；第三个对象是意识。相应地，哲学的第一层次是世界观；第二层次是历史观，从中又分出人学；第三层次是意识论，或叫精神论，它又分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六层次组成。
三、人学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森开始研究人学，组织发起了全国“马克思与人”学术研讨会，组织编写了《人学词典》。1991年组建了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此后又成立了“中国人学研究会”，主编了《西方人权学说》。在黄?森等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人学学会于2002年1月4日成立，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得以形成。
四、文化方面。黄?森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观，其主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沿着两条基本线索展开：一是在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文化”的三者辩证关系;二是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中、西、马”三者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50年代与夫人（左一）及老师郑昕、系总支书记王庆淑。
草木丰美，神情悠然。与夫人在北大小憩。
在丽日和风中讨论哲学问题，岂不快哉！
九百年前的苏轼“墨迹”。九百年后的黄?森在想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