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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力争再用5年完成出书

2006-06-22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今年5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大典》工作会议,对今后编纂出版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安排,要求保证质量,加快进度,力争再用5年时间完成出版工作,向世人提供一部巨大新型类书。本报记者最近就此问题采访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主任龙新民同志。

记者:

这次《大典》工作会议的召开,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作出批示,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代表国务院到会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期望。您认为应该如何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实现会上提出的工作规划和目标?

龙新民:这次工作会议是一次推动加快《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科学严谨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再接再厉,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大典》编纂出版工作总体目标如期实现。工委会全力以赴做好工作,保证实现会议提出再用5年完成出书的要求,并为此作出了相应的工作安排,支持《大典》编委会组织尚未启动的14个典尽快全部启动,5年完成出书,今年年底要取得一些初步成果。要尽快组织好编纂班子和编辑班子;协调好编纂者和出版社的关系;签订项目出版协议书和编纂出版协议书。各典要尽快提出典的编纂提纲,设计好框架结构,开列出专用书目,编纂出并论证通过样稿,为全面开展资料普查、进入编纂工作做好准备。对此前已经启动进行编纂的9个典,要逐个进行研究,促进提高质量,加快进度,力争3年内完成出书。到2009年国庆60周年时出书要形成规模,出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2010年全部完成出版工作。

记者:从一些古代类书的书名即可看出当政者的重视程度,能否作些古今对比?

龙新民: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条件不同,有些没有可比性。但从我国历史上看,古代的当政者对编纂大型类书是很重视的。重大类书多是当政者命儒臣编纂,书名大都冠上御定、御览之类的字样,供皇家和重臣读书览古、治文治政之用。我们现在的《中华大典》则是由全国著名专家学者首先倡议编纂,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其规模之大,分类之科学,读者之广泛,是古代类书不可比拟的。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一直十分关怀,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中央领导要求我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密切配合,精益求精,认真编好《大典》,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记者:《大典》是一部规模空前的新型类书,其体例结构和经纬目设置如何?

龙新民:用一句概括的语言表述,《大典》是在继承、弘扬我国类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参照现代科学的图书分类法进行编纂的巨型类书,所采集的文献资料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1911年)。收书量预计2万多种,总字数约8亿字。其体例结构既吸收我国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又具有现代科学的系统分类的特点。经纬目的设置,采用《古今图书集成》经目与纬目相交织的统一框架结构。经目与纬目每一大类的名称,均以现代科学命名,其内容也尽可能纳入现代科学分类体系之中,从而体现新型类书的特点。经目从上至下,一般分为典、分典、总部、部四级,如有必要在部下可再延伸二级。经目在编纂的过程中,如有需要,经编委会同意可作微调。现在《大典》的一级经目分为23个典:哲学典、宗教典、政治典、军事典、经济典、法律典、教育体育典、语言文字典、文学典、艺术典、历史典、历史地理典、民俗典、数学典、物理化学典、天文地学典、医药卫生典、农业水利典、林业典、生物典、工业典、交通运输典、文献目录典。其纬目的设置,在吸取《集成》纬目设置优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突出了纬目归类的科学性、条理性和实用性。

记者:中国类书的编纂历史由来已久,近两千年来类书累积数量达1500种以上,各有特点和用途。《大典》的主要特点和功能有哪些?

龙新民:中国类书是中国各个时代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是工具书的一种。总观中国类书,可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科性类书两大类,如果就其内容和体例来说,大体上又可划分为类事类书、类文类书和事文兼具类书。

《大典》属于综合性大型类书,是我国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的大型工具书。它包罗宏富,涵纳儒家、诸子百家、佛道诸教,以及志书的优秀文献资料。它门类齐备。我国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收辑各类典籍宏富之作。历代类书因受时代局限或观点局限,应收而未收的典籍不少。《中华大典》无论在资料收集方面,还是在成书的规模上,都将大大超过它们,弥补以前类书的不足,并且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和考古学的新成果,以及流散在国外的珍贵典籍。编纂工作的过程,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对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资料兼收并蓄,力求客观、完整和全面。对所收集的资料在普查的基础上精心选编、校勘、标点,资料准确可信,可以很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服务。

记者:谈到《大典》工程,必然谈到编纂《大典》的重要,这次工作会议也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理解做好《大典》的重要性?

龙新民:编纂《大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酝酿论证要不要编纂《大典》时起,就已经谈论得很多。归结起来,编纂《中华大典》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全面整理中国古籍,抢救、保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二是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和激励全民族的力量,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三是通过古籍整理,有利于推动当代的科学研究,提高当今学术水准;四是有利于海内外专家学者考察、研究中国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五是有利于推进国内外广大学者的文化交往和学术合作,增进炎黄子孙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盛世修典,总结过去,预知未来。今天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离不开过去的基础。现在编纂《大典》就是要保持、巩固好中华传统文化基础,利用其优秀部分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些古代类书和文献资料,仍然在当今学术研究、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的事例屡见不鲜。英国李约瑟说,他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古今图书集成》”;我国著名的气象科学家竺可桢撰写的震惊世界的论文《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引用了《集成》的《乾象典》和《岁历典》的气象资料;上海气象局原局长蒋德隆在1962年提出的《1963年―1993年30年间旱涝趋势展望》,查摘收的2812年(公元前903―1909)的气象资料中,也摘引有《集成》上的资料,预测“1981至1993年间我国长江下游有严重水涝”,已得到印证。我们编纂的《大典》的规模比《集成》大得多,内涵资料更加丰富,它在今天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经济建设中将发挥的影响与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记者:这次工作会议上,在强调《大典》编纂出版质量的同时,要求加快进度,给人们的印象很深,现在具备了哪些提速的条件?

龙新民:应该说现在完全具备加快编纂出版工作的条件。第一,从《大典》编纂试点开始,到今年已有19个年头,从1992年正式启动算起,也已历时14年。这期间,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们辛勤工作,经过《大典》工委会和编委会审核批准,先后有9个典启动编纂工作,其中有三个典陆续出书。由于经费等问题的制约,进展虽然比较缓慢,但摸索创造了许多编纂出版工作的好经验。第二,国家财政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的经济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三,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有很高的积极性,纷纷请缨承担编纂出版项目,不少出版社争取签订编纂出版协议书,做出了按时完成所承担编纂出版任务的保证。因此,现在已经具备了编纂出版工作提速的条件和环境。还要看到,现在能够参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大都年事已高,时不待人。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抓紧,不能再拖延时日,要集中全力,充分有效地利用时间,做出应该办而且能够办好的事情。

现在各方已签订了协议,协议是必须兑现的。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实现已确定的任务,有的典对编纂出版各项工作,如资料普查、编纂交稿、审定发排、印制出书等等做出了倒计时的安排,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规定的工作量,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只要有关部门加强领导,加大支持的力度,依靠专家学者、出版工作者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奋斗,到2010年完成出书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记者:《大典》已有5000多万字的成书投入市场,今年年底以前将再出版5000多万字的新书,社会对《大典》已出书的评价如何,书的销售怎样?

龙新民:可以说《大典》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古代文献汇编的宝库。目前已出书的有《文学典》、《医药卫生典》和《历史地理典》,出书的字数合计5200多万字。1999年出版的《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印制1200套,已销售一空。2000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印制1600套,去年面世的《明清文学分典》印制1200套,销售均已过半。

专家学者对已出书给了很高的评价,有的评价说《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体例精当,条目井然,资料充实,徵引繁富,应有尽有,洋洋大观,诚为巨大工程,此等大类书,实前代所未见。”有的高度评价《医药卫生典》所出的书,认为“史料丰富,网罗充实”,“征引之富,钩索之勤,前所未有”,“堪称一部全面、系统、科学的分类整理和汇编总结的新型医学类书”。

图书的发行首先看质量,其次靠工作。学术研究需要《大典》,当前经济和文化建设也要查检古代文献资料作参考,让大家了解《大典》的内容和重要性,《大典》才能显示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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