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先生都是江苏人，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浙
我是1968年分配到北京卫星总装厂工作的，与杨先生所在自动化控制研究所同属一个研究院，两单位毗邻而居。那时我院正忙着研制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自动化控制研究所与北京卫星总装厂的人员有许多接触，从他们口中我知道所里有两个从美国回来的大专家，其中一个就是杨先生。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规划的制定，领导并参加了这颗卫星姿态控制和测量分系统的研制，是我国卫星研制的开创人之一。
到了1978年，我考取自动化控制研究所的研究生，接着又考取了出国读研的资格。那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去美国读书，杨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对敏感专业的限制，建议我去欧洲学习。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改学法语去瑞士学习。从现在的结果来看，杨先生的这一建议对我非常有益。我在国外读书5年，在这5年中，杨先生因工作之故来看过我。1984年，杨先生来日内瓦开会，那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以航天部总工程师的身份，独自一人乘火车来到我所在的纳沙泰尔，来研究所听了我的工作、学习汇报，还到实验室看了现场演示，给予了鼓励。那天，他没有时间游览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就匆匆乘火车返回了日内瓦，令我十分感动，所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因我有这样的好师长感到羡慕。1985年回国后，我调到自动化控制研究所担任计算机室主任，得知我所第一台计算机――“王安机”是杨先生在美国时的同窗好友王安先生赠送的，而且机器中的存贮装置正是杨先生的发明专利。
1988年底，我调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任计算机信息化副总师，协助一位院领导主管信息化、计算机工程工作。杨先生是前任总师，这时他虽不在位，但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每当他得到一点有用的信息或拿到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就从大楼的西头办公室走到我在东头的办公室，亲自向我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从不打电话叫我过去，尽管他走起路来不是十分方便。我担任型号总设计师之后，他也处处关心我的成长，经常给我提出意见和忠告。记得他最后一次给我提建议是在2005年春节前的一次月球探测会议上，他要我“重视电推进技术，这对深空探测是十分有意义的”。现在我们已组织人员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2000年，当我任总设计师、总指挥的“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杨先生又与闵桂荣、屠善澄两位院士一起联名推荐我申报国际宇航科学院通信院士的资格。2002年，他又亲临发射基地视察我们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把我带到对他的思念之中。照片中的杨先生仿佛仍在向我提出建议，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了。呜呼！我痛失一位良师，国家痛失一位战略科学家。损失不可弥补，作为学生辈的我，只有更加勤奋地工作，完成好自己担纲的嫦娥一号卫星任务，争取发射成功,以此告慰杨先生的在天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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