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等人对西学的理解与回应

明代末年（约从1582年至1644年），各种西方学术被引入中国，对本土文化造成了相当强烈的冲撞。当时一小批中国士人对西学的理解与回应在整个有清一代也罕见其匹。本文所涉及到的人物主要有徐光启、李之藻、王徵、李天经。

总体而言，身处国势如鱼烂瓜溃的明朝季世，徐光启等人主要是在“用”的层面来处置西学的。所以，在构成西学的众多门类中，最见实“用”的格物穷理之学及象数之学（即今日之自然科学）虽在名目上被视为基督教“超性学”之“绪余”，但它们一直是这批人以急迫的心态加以引介的一部分，其中，火器、历算、水法尤为先中之先。这里，我们且以西方科学为主来阐析徐光启等对西学的深度理解以及超越式的回应构想。

首先，徐光启等人认识到西学之“用”是以“体”为基，而绝非无“体”之“用”。一方面，西学之内容构成各有本末次第；另一方面，人之“灵才所以贯通诸学”，亦必遵循此一内容构成之本末“定序”，以本定末，由末入本，不可紊乱。在他们心目中，西方世界绝非是只有长技而无本体的夷蛮之族，而是其声教礼乐与儒家大“体”一致，挟有独特优长、可藉以补充儒学之欠缺的“开化”之地。

其次，徐光启等人在与传教士研讨西方格物穷理及象数之学时，发现西学胜于中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善言“所以然之故”。什么是“故”？就是万物运行之所以然的根本依据。徐光启说，“二仪七政，参差往复，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而能言历法“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也”（《简平仪说序》）。李之藻更列举在天文历数方面“我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其根本也在于远人“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而儒者却“不究其所以然”（《圆容较义序》）。这种“所以然之故”绝非汗漫不着边际的虚玄之理，而是有原有本的科学定理，如《几何原本》之于各种度数测量之学便属于此种“所以然之故”，天文历数可当于实用，几何原理则无当于实用，但正因其“无用”，方可成其“大用”，此即“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也正因此，徐光启盛赞几何之学是把“金针度人”，“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与往昔“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为学方式全然不同。

再次，徐光启等对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特征有清楚的了解，这个特征，主要是指几何学的逻辑推论方式。在西方，这种方式也被应用到哲学、宗教等人文科学领域。对此，利玛窦专门作过介绍，他在《译几何原本引》一文中说：“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物理渺隐，人才顽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而几何学能够“强人不得不是之，不复有理以疵之，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是推论“物理”、剔除“人意”、剖散“心疑”的一种最根本的“格物穷理之法”。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之《名理探》一书对此法的介绍更加详尽，其中，对作为“名理探全界”之“明悟三用”的引介，便把亚里士多德所曾厘析的三种思维方法翻译过来了，即：“名理学三门：一论明悟照物之纯识，是谓直通。二论明悟断物之合识，是谓断通。三论明悟因此及彼之推识，是谓推通。”所谓“直通”即今之“直觉”，“断通”即“综合”，“推通”即“演绎”。其中，“直通”类似于康德所云“知的直觉”，即瞬间照彻天地万物之理，此种大能，惟有灵界之神方可秉具，故其“非涉名理探之界者也”，如此一来，“名理探之全界”实由“断通”、“推通”二者相合而成。而此二者之论证特点就是“各自由所明，以推所未明”。

这种方法论的特点，徐光启等甚为熟稔。徐光启针对《几何原本》，撰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几何原本杂议》将几何的方法论特征概述为“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驭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和“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均见《几何原本杂议》），可谓推崇备至；后来接掌历局事务的李天经则认为，能否明晓“真实之理”是人能否得其“真福”之所系，“全明者享全福，此惟在天神圣则然”；我辈“处兹下域，拘于气禀”，便只能因形性之理而悟超性之道，其所必由之路便在于“推论”，而“推论之法，名理探是也。舍名理探而别为推论，以求真实，免谬误，必不可得”，故《名理探》“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名理探序》）。

基于对西学的这些深刻理解与独特定位，徐光启等人对西学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回应方略：在徐光启主持修历之际所涉及的一整套方案中，既设定了“会通”与“超胜”的总体目标，又提出了实现此一目标之可行的原则与步骤，具体说来：一是“?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显示以中学为体模来消化西学、进而超越西学的自信胸怀；二是将修历之大端确定为五目，即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厘清其间之相互关联；三是把“翻译”视为“超胜”与“会通”的前提，这就是徐光启所提出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之中西汇通进路。李之藻以《中庸》之言为据，指出“道之近人，非其至也”、“及其至也，圣人有不知不能焉”，圣人之特异于人者在于其不安于此种“不知不能”而“日孳孳以求知”、“一息不敢少懈也”。在他看来，西方“异己之物”正是此种“不知不能”者，若“日孳孳以求知”，则藉此可“激发本来之真性”，恰如“石击而火出，玉砺而光显”、“真义理从此出焉”（《代疑篇序》）。此处所云“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本意实指以西学来重新彰显被释道及俗儒所遮蔽的先秦天学“真义”，但这一“真义理所从出”的前提是要对中西之学加以孜孜不倦的异同疑辩、切磋讨论，因此其结果也必然是一种会通和超胜。

如上所言，总的来说徐光启等人是把所有西学均纳入“用”的层面来做评价与处置的，而西方的象数之学因尤切于明末实用，故被视为“救时至计”（徐光启《句股义序》），不过，他们本身的良好科学素养使之对西学所作的回应与处置远远超出了为用而用的层次，而是提出了通过求其所以然进而达成会通与超越的自觉诉求，所以徐光启曾设想“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简平仪说序》），其本人年逾70仍在繁忙阁务之余孜孜??审查与润饰传教士的历法译述，正是因深知西学长于言“故”而“亟欲明其术而唯恐失之也”（阮元《畴人传卷32・徐光启》）。这种既因西学之长而心悦志满，又惟恐西学不得其传而失之交臂的心态，在这批儒士当中是共通的。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撰于利氏物故三年之后，其中流露出了亟传西学的紧迫感，因为“最称博览超悟”的利氏“其学未传，溘先朝露”，而庞迪我辈又“年龄向衰”，倘“失今不图，政恐日后人无解”，则西方“有用之书，不免置之无用”。十五年后，他又在《译寰有诠序》中追述自己于天启三年（1623年）归田之后，邀傅际泛“结庐湖上，形神并式，研论本始”，因“每举一义，辄幸得未曾有”，遂“心眼为开”、“忘年力之迈，矢佐?绎，诚不忍当吾世失之”。至于因象数之学进而突破夷夏、内外等文化定势，又进而因“耳目之资”、“手足之资”而求其“心灵之资”，这，也是此派儒士的共通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