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之忧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高贵的理性，雷达之问恰逢其时。他不是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但他为作家提出了新的更清晰和更超拔的路线图。我对他的观点感应强烈，遂作思想的链接。
作家有的像流星，有的像行星，只有伟大的作家才像恒星，而恒星则早就占据了天空，谁能轻易跻身其中呢？显然，
我们有一些作家，其创作的出发点有五求：求生，求安，求宠，求名，求利。这五求是递进的，生与安是其底线，名与利是其归宿。不是这样吗？若不是这样，那么也许有人早就是伟大的作家了，文学的天空将闪烁中国的恒星，中国之外的受众将反复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发现他们为人类所开拓的新的精神疆域。然而并非这样，可惜天才坠入了平凡。
实际上作家在本质上是求真，求善，求美的，这已经是常识了，然而知易行难，甚至有的人走着走着便忘记了基本原则。如果作家别无他意，惟为真善美而写作，那么他将进入一种生命写作状态，而这样的写作状态则是一个伟大作家必备的。进入生命写作的状态，作家便不怕死亡，不怕坐牢，不怕排斥，不怕寂寞，不怕贫穷，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许多作家是一种现世写作，总希望自己的写作在现世得到回报。回报什么呢？当然是荣华富贵。于是作家就追求这样的效果：作品的发表，获奖，再发表，再获奖，使名与利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问题是，如斯行动，将永远不能成为伟大。
现世写作有种种表现。它规避历史。已经过去的人类生活，便为历史，而占世界四分之一份额的中国人的当代生活，则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然而作家写作了多少，反映了或表现了多少呢？直面这段历史显然是有风险的，遂采取规避之术，以走安全之道，跟着指挥棒走。这里的指挥棒包括媒体、奖项、津贴和位置。所谓媚俗，便是想方设法讨得受众喜欢。遗憾的是，有些作家孤独不得，总是想让多数人为他欢呼！再也没有由于媚俗而使作家容易获得鲜花和货币了，当然，再也没有由于媚俗而使作家自绝于伟大之路径了。有的作家出版了一些书，也还畅销，或也得了奖项，上了电视，便觉得会不朽，是恒星了，自得而洋洋，岂不知麒麟皮下总是露出马脚。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思想深刻而丰富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思想者。帕斯卡尔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又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加缪甚至认为：“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美化修饰。”人以思想为伟大，以思想获得尊严，何况人类之中的作家。然而当代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多少傲人的智慧，有多少超人的发现，其道在何处，光在何处？故事长能怎样，细节精又能怎样，如果没有思想将故事与细节融为一个艺术品，那么它仍是过客。模仿。当一个作家的写作只是为稻粱谋，或还有追求，只是怕狼怕虎，那么他便将削弱并失去原创和独创的能力，除了模仿洋人和古人，他会怎样进行下去呢？
显然，当代中国文学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继续，更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它是拥有丰富遗产的，而且它还是未来中国文学的过渡，它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中国作家自有探索人性的法门和把握人生的法门，他们不乏聪明者，苦干者，壮志者。不过中国作家所经历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变化太快，一个胃难以消化十个人的食物，而他们则必须消化，且又有中餐，又有西餐。问题在于，即使吞噬而进，是否为身体所吸收了呢？是否变成了自己的生命呢？英雄不在镜头之中，英雄刚刚在地平线上闪动。
中国有伟大的作家出现，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将结束众多的文学之争，这仿佛主峰耸立，其他支峰便会得体归位一样。它将标志着现代汉语写作的成熟，因为白话文写作不足百年，它的成熟一般会以某位伟大作家的产生为标志，仿佛从歌德与席勒开始，德国文学才进入了世界文学，从普希金开始，才有了俄罗斯文学一样。以白话文写作，现在显然还处于锤炼阶段，如何对待俚语，如何对待文言文，如何对待翻译体，都是一个需要以写作实践解决的问题，它的解决无疑需要有一部伟大作品的出现而解决。它将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中国文化靠什么吸引其他民族，仅仅靠孔子是不够的，若有一位伟大作家，其作品不但有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光明与温馨，还有其新的形式，那么它怎么不体现中国的一种软实力呢？问题是伟大的作家容易吗？仅仅有聪明成就不了伟大。歌德非常推崇莱辛，认为莱辛是伟大的，是因为莱辛有伟大的人格。歌德甚至直言：“……伟大人格在艺术里多么重要……”而罗曼・罗兰则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以，中国作家要伟大起来，第一重要的是铸造自己的人格，投机是不行的，伪善也是不行的。中国作家要直面大是大非，而且要以慈悲情怀，驱散窝藏于人类心灵之中的黑暗，做表面文章是不行的，讨好也是不行的。中国作家应该当仁不让，勇于承担，患得患失是不行的，小家子气也是不行的。当然这样行事是很麻烦的，会遇到障碍和挫折，然而通往伟大的路径怎么能是顺畅的呢？通往平凡的路径才是顺畅的。只有穿过苦难，达到伟大，才恰恰是成为伟大的方式。
几年之前，曾经有人发问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少距离，其问透露了意欲摘冠的消息。实际上图谋斯奖项的中国作家确实不乏其人，而且有人能一一点出马悦然先生所喜欢的姓名。斯奖固然是世界文学著名的并重要的奖项，不过它也常常让一些弱的或差的作家获得其奖项，它固然会让一些伟大作家享有它的光荣，不过它并不能尽囊伟大的作家。我以为，中国出现伟大的作家重于并贵于有作家获得斯奖项，当然，我更希望是伟大的作家获得斯奖项，那才是中国对世界的一次胜利。不过，伟大作家的出现比有作家获得斯奖项艰辛得多。
建议评论家和传媒人慎言大师。中国需要一个雅正的文化环境，但现在的文化趣味却有趋向市井化、痞子化倾向，这显然不利于文化的精炼和提升，当然也不利于伟大作家的产生。开口就是大师，张三也是大师，李四也是，有几本书的人都是大师，如果这样，那么便是变相的贬低和侮辱那些真正伟大的人，尽管从屈原到鲁迅和胡适，从荷马到索尔仁尼琴和米兰・昆德拉，他们只是表示沉默。问题是，把一些树木呼为森林是不妥的。总之，伟大作家的产生，需要有合适它孕育和长成的文化土壤。社会让粗鄙大为流行的时候，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家，不过恰是伟大的作家，能改变流行文化的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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