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观念上要转变，不能认为金融
其次，必须确立金融系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分配、再分配的功能。金融系统在其活动中既有对国民收入、社会资源的初次分配，也有对国民收入、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比如利息收支是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存贷款是对金融资源的再分配，等等。当前值得关注的，是商业银行的巨额存差现象。巨额存差表明银行中长期负债占比增大、负担增加，同时表明社会货币构成的变化：银行存款连年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富人货币收入的增加。富人货币收入大幅增加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在投资领域受限的条件下，货币收入就难以转化为货币资金，只能作为货币收入被闲置起来。这就给金融系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贫富差距拉大、投资领域受限、货币收入难以转化为货币资金的条件下，要不要将潜在的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将闲置的货币收入转化为消费的货币收入？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决定于需求，消费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状况表明：金融不仅是调剂资金融通，也不只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它同时具有将闲置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货币收入，使之成为购买手段、支付手段作用于消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功能。
第三，金融要为人们转移、降低风险，同时要对困难群体进行风险补偿。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的价值之一，就是为社会成员避免、转移、淡化风险。必须指出，补偿风险也是淡化风险的题中应有之义。金融机构从事补偿风险在保险业中已体现得很充分，并且，在金融业呈混业经营趋势的今天，其他金融机构也具有补偿风险的功能。既如此，我个人认为，如果困难群体难以归还金融机构的借款，则可视为金融机构对困难群体的风险补偿。困难群体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金融机构为其淡化风险、减少不确定性，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当前值得关注的，是怎样增强金融对农业的扶持？这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当务之急。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需要商业性金融，也需要政策性金融。我国农业发展银行属于政策性金融，但基于其所处的领域和服务的对象，它应当同时具有扶贫性金融的性质。怎样把农业发展银行办成真正的政策性银行，让它在行业扶贫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呢？有些人的设想是：把农发行定位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为此要整合支农资金，扩大资金来源，发展农发行业务，建立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支持体系。这一套设想从发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来说，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这还不够。政策性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政府的职能是增进社会福利和维护公众安全。从作为政府的银行要履行政府的职能这一角度说，农发行要着力于农业开发，立足于扶助困难群体。建设新农村既需要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也需要商业性金融的支持，如果把农发行定位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则意味着它既从事政策性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业务，这会导致“商业不商业，政策不政策”。必须认识到，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策性金融，农村的建议、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需要政策性银行的支撑，中外如此，概莫能外。所以，要把农业发展银行办成真正的政策性银行，让它在行业扶贫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增强而不是削弱它的政策性。
此外，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安排特殊的金融制度，让这些地区享受特殊的金融待遇，也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我国，需要在金融领域扶贫的地区，一般是在经济落后或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些地区的一定阶段，经济不发达，金融环境欠佳，如金融机构的规模偏小、资产负债状况不匹配、维持的费用高、累积的亏损大、承担风险的能力弱等，但仍需要金融机构为居民提供金融服务。为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就要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在当地金融机构无法承受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就需要给予其特殊的政策待遇。把某些地区的金融机构享受特殊政策待遇，视作地区扶贫性金融运作的一种模式，表明金融不只是融通资金，而且会提供“公共产品”，金融服务是居民享有金融“公共产品”的一个方面。为居民享有金融服务，提供公共产品而耗费的成本代价是应当由政府支付的。其实，金融机构产生的不良资产也是金融机构运营中所耗费的代价，而且这种成本代价的一部分也具有公共性质，如由
于自然灾害的发生形成的不良资产、由于扶贫开发失效或科技试验失败而形成的不良资产等。具有公共性质的不良资产也应当由政府予以妥善处理。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