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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与《新唯识论》(图)

2006-09-0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丁为祥 我有话说

熊十力(1885――1968)是当代新儒家的开创性人物。他却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其学历只有半年乡塾和三个年头的学佛经历。他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塾师之家,贫困的家境使他八岁就开始为人放牛;而父亲的早逝不仅使他失去了

读书的机会,也使他过早地成为一个“野小子”,所以十七岁就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十年间,熊十力也由最初效力的武昌督政府辗转至广州的大元帅府。但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其最深切的体会却是“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659页),于是有“革政不如革心”之叹,于是也就有了“濂溪而后我重来”的志向。

1919年,他书信结交当时执掌北大、创始“进德会”的蔡元培,又结识了与他有相近经历的梁漱溟,并接受后者的建议赴金陵内学院学习唯识宗,由此开始了其“十年磨一戏”的《新唯识论》的撰写。说到著述,熊十力既不是同代学人中笔耕最勤的,也不是著书最多的,但如果说用心深细、用思艰涩,则又非《新唯识论》莫属。其第一稿撰写于学佛期间,此后,1923、1926,至1928年已经有4稿写出,经过1930稿直到1932年,才形成文言文本的定本;又经过12年的磨砺,到1944年方形成语体文本的定本。说到用心,在撰写《新唯识论》时,他曾为自己题一座联:“道之将丧也,文不在兹乎?”,由此可见其人的自负与担当;说到心不旁骛,他在北大任教的数十年中,每周只上两节课,且只在家里上,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可见其用心之专与用力之勤。1944年,就在其《新唯识论》语体文本问世的当年,中国哲学学会授予其最高奖项:一等奖;而贺麟、谢幼伟也先后发表评论和介绍性文章,公认是抗战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

说到具体内容,《新唯识论》实际上是借助唯识宗之宇宙论框架,以展现儒家“大易”之“尊生”、“健有”的创生精神,并以之抗衡于唯科学主义的西化狂潮。所以一开篇,他就明确写道:“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熊十力全集》第二卷第10页)。所谓“非知识所行境界”,即明示科学乃至一般所谓知识都只停留于形下之知性层面,无由进入形上领域;而所谓“反求实证”的“相应”,则不仅坚持传统的治学进路,而且在他看来,也只有反求实证才能真正进入形上超越的领域。显然,这是以传统的治学进路对当时唯科学主义的扬弃。至于其探索指向,则由他的“明宗”作了明确表达:“真见体者,反诸内心。自他无间,征物我之同源。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同上)。这就是熊氏依据儒家“大易”精神对宇宙本体的勾画和描状,所谓“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自然指本体贯通动静而又超越时空的性质;而所谓“物我之同源”,则是指本体超越心物二元、超越主客对立的自在状态。由此以往,“唯识”、“转变”、“功能”以及“成色”等层层递进而又层层斟酌辨析,终于形成了一个体大而用精的宇宙论体系,最后则落脚于做人之“明心”。而他晚年的几本著作,从《乾坤衍》、《体用论》到《明心篇》,实际也都由其《新唯识论》所创造的宇宙论体系演化而来。

从学理的角度看,《新唯识论》无疑是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著作之一。

《新唯识论》出版社: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时间:1932年国家图书馆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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