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至1927年9月存在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国民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性质的政权，其时间虽短，但它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共党史上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因为资料的匮乏和相关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岸令人欣慰的是，由湖北大学田子渝教授主编的《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填补了大陆关于这段历史档案资料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共117万字，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附录六大部分。全书以档案史料为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计47件；二是英国、美国驻汉领事馆向各所在国外交部的报告档案。其中，中文档案17件，英文档案38件。它们是首次在大陆公开，是从国外的窗口考量武汉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情形的重要史料；三是当年报刊上刊载的重要文献。过去，因为这些史料被封禁，以致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不知道具体和真实的内容。现在，像周佛海的《逃出赤都武汉》、施存统的《悲痛中的自白》等文献的公开，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四是台湾保存的档案资料，共有三部分的内容：一，保存在“党史馆”的国民党档案。这部分都是原件，此次为首次公开。二，珍藏在“国史馆”的蒋介石的个人档案。“国史馆”印成了《蒋中正‘总统’档案》两大册。其中《事略稿本》第一册记载的大事时间正好是1927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在时间上恰好与《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相连贯，因而其史料价值不言自明；三，保存在台湾的当年报刊和特刊。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该书的珍贵史料价值，主要在于它对我们今天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史和中国大革命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领域，从现代化的新视域看武汉国民政府政权建设和市政建设的意义。以往海峡两岸对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尽管学术观点严重对立，但是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国共两党内部的联合与斗争方面，而忽略了其政权建设。实际上，相对于广州国民政府而言，武汉国民政府在两党合作特别是在政权建设合作方面，有了更多实质性的内容和成果。该书收录了大量共产党人直接参加武汉国民政府政权及其所辖地方政府政权建设的珍贵史料,为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新的认识。例如，1927年6月底发生的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过去学界主要根据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和1927年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将其简单定性为投降事件，并且作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大罪证而被反复引用。事实上，如果认真阅读和分析了保存在台湾“党史馆”的大量资料，可能就会产生新的认识：当初国民政府同意给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配发枪支的原因，是因为军队主力举行第二次北伐，导致武汉“后方空虚”，因而将纠察队“扩充至三大队”。同时，此次枪支配发的方式是“借给”，而不是“拨给”或“拨发”。所以，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不能简单地贴上右倾投降的标签，而应该把它看做是在武汉革命处于极端危机的形势下，共产党人所采取的一项有退有进的斗争策略。
史料只有坚持为历史研究服务，才能真正彰显其存在的无限价值。《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一书的出版，必将对武汉国民政府史和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