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河北一个小县固安的大队小学教“复式班”。每天进教室，一边是一年级的语文，另一边是四年级的算术。给这半边讲课，就让那半边自习。十分钟后，再把两边对调过来。我为什么要到大队教书？就因为中央轻工业部干校就在村子旁边。每周回北京有班车，车费两毛，我花得起。这天的前半夜，我就是在
进入支书的院子，月光如水，梨树下摆了一个炕桌，上边摆满花生米、酒和猪头肉。女孩她妈招呼我坐下，支书就大嗓门说开了：“干校那儿多好啊，都是一水儿的北京人啊，都想家了吧？我估计着，你徐老师落到我们村子，总有结束的一天！等您重新得势的时候，可别忘记我们庄稼人哪……”他随后一再叮嘱我严管他们小妞，“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一定要让她有出息，将来能嫁个好人家儿……”我微笑答应，但心中早就想准：对不听话的女学生至多骂两声，绝对不能像民办教师那样，举手就是一巴掌！我毕竟是外人，人家女孩在家里是心肝宝贝，可不能鲁莽啊……
不久又开学，我被调进县城教高中了。再不久，我就调回北京，从事我当初学过的专业去了。固安就在北京南边一百华里处，但我一直没回去。后来偶然遇到村里熟人，得知支书病故，他闺女也出嫁了。
三十年后我在北京搬进新居。隔壁正装修，是请农民工干活儿。一个农妇出出进进，说话嗓门挺大，口音就像固安那疙瘩的。某晚这农妇又来了。她进门之际我扫了一眼，怎么如此眼熟？就像我当年的那个学生？她也仿佛有意躲避我。一问邻居，得知她是工头媳妇，专管做饭的差事。我没敢跟进去，心颇不安。抬头望月，恰巧又是中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