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滞纳金不仅存在于养路费上，还存在于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常见的滞纳金收取标准为：电费是从超过缴费期限的次日开始计算滞纳金，居民用户每日按欠费额的1‰计算，其他用户当年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额的2‰计算，跨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额的3‰计算；固定电话、小灵通、宽带、移动电话的滞纳金都是3‰，自来水、煤气的滞纳金也是3‰，有线电视的滞纳金是20‰，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滞纳金是2‰，等等。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滞纳金收取标准，大都在每日1‰至1%之间。这些不起眼的小数字往往被人忽略，但如果折合成年息，恐怕不少人就会大吃一惊。以比较普遍的每天3‰计，折合成年息就是103.5%，这相当于一年活期存款利息的132倍多，生息速度远远超过高利贷，事实上已属暴利范畴或变相罚款。这样的“依法”收取很值得推敲。
首先，从国家法律层面看，“暴利”滞纳金的合法性缺乏法律依据。如果养路费滞纳金是一种行政处罚，那么它明显不合乎《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其一，滞纳金不是行政处罚的法定处罚种类；其二，行政处罚不允许一事二罚（既罚款又罚滞纳金）；其三，不合乎该法“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
其次，从违约补偿上看，“暴利”滞纳金违背“合同违约金”的公平性原则。如果认为滞纳金是一种“合同违约金”，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这表明“合同违约金”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并不支持“过分高”的违约惩罚。此外，“违约金”本身是当事人自主“约定”的结果，而目前各种滞纳金标准的设定，显然并没有这样一个“自主约定”民事协商过程。
第三，从收取幅度上看，“暴利”滞纳金比国家税收滞纳金的收取标准都要高，缺乏合理性。《税收征收管理法》已将原来的千分之三的滞纳金标准降低到万分之五。以国家税法、税款之严肃，偷税欠税性质之严重，滞纳金收取标准尚且只是每日“万分之五”，法律地位、欠缴性质低微得多的其它各类滞纳金的“暴利”收取缺乏合理性。
诚然，作为理性的公民和团体，理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自觉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清缴相关费用，对有关部门执法效能或有关企业经济利益造成一定损害，理应承担必要的补偿或赔偿，但有关部门或企业单方面确定过高比例的滞纳金，则是明显的霸王条款。因为只要涉及收取滞纳金的规定或合同，几乎都是具有强制性意味的“关门立法”或格式合同，相对人别无选择。更何况，制订滞纳金的都是一些执法部门或垄断行业，他们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滞纳金缴多少，任由部门或企业自己说了算，必然严重侵害相对人的权益。
目前，我国法律对滞纳金收取的程序、标准、范围等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收取滞纳金的规定散见于部门规章和行业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缺陷。为此，笔者建议：应借鉴国家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管理措施。为防止高利贷行为，最高法院也应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只要在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一定比例之上的滞纳金，法律将不予以保护，相对人有权拒付。在国外，制定格式合同之前会召开听证会，在各方协商的基础上来制定格式合同，而国内目前的滞纳金标准，却基本不经过这一程序。鉴于此，采用听证会、公示等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来确定滞纳金标准，是解决“暴利”滞纳金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