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长沙,湘江之滨,一座红楼掩映在郁郁苍苍的江南美景之中,这就是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盛誉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作为我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有人这样评价:“一部中国西医发展的百年史,几乎半部由湘雅人写就。”
100年来,通过数代湘雅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矢志不渝的拼搏,铸就熠熠生辉的湘雅品牌。湘雅在中国
是什么精神让这所百年老院经久不衰?是什么动力支撑着湘雅人在为大众服务的道路上昂扬奋进?
国庆前夕,记者来到了湘雅医院,与湘雅人一起溯本寻源,探寻医院发展的奥秘。
敢为人先
“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总是要有精神的。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一个团队,都有它维系与推动作用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湘雅人就有一股湖湘文化中倔犟的性情,事不成不罢休的韧劲,敢为人先,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湘雅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著名儿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虞佩兰如是说―
1905年,29岁的美国医学博士爱德华・胡美,受美国耶鲁大学校友组建的雅礼协会派遣,带着妻儿漂洋过海,来到长沙办医办学。1906年,他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之一――雅礼医院。1910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颜福庆博士学成回国,来到长沙雅礼医院。他与胡美如故友重逢,情投志合,俩人携手合作创办医院。次年11月,湖南省第一所护士学校――雅礼护病学校也办了起来。
医院创办之初,很是冷清。当时的百姓生病了,还是习惯找中医,对于西医充满了恐惧和怀疑。面对这个难题,老一辈湘雅人没有退缩。没有病人怎么办?就自己去找。街上一个乞丐肩膀上长了个大脓包,没钱看医生,脓包越来越大。原本不信西医的乞丐,听说雅礼医院免费给他治,便豁出去了。医生轻易地用手术刀解除了他的痛苦。为了表达感谢之情,他逢人便说雅礼医院医术如何如何了得。慢慢的,医院治好的病人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有一天,湖南省督军谭延?的母亲李太夫人患病,中医久治不愈。胡美问过病情,诊断为大叶性肺炎,随即对症治疗,效果很好。谭延?一家非常高兴,开始推崇西方医术。不久,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握手,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约,1915年把医院正式定名为“湘雅医院”。
1921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有了第一期毕业生,张孝骞、萧元定、徐维达、汤飞凡等10人均成为中国现代第一流医学宗师。第二年春,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访问时,确认湘雅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从那时候起,就有了“南有湘雅,北有协和”之美誉，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无论国家和民族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湘雅人总是凭着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精神,迎难而上,昂扬奋进。
1938年夏,战火逼近长沙,老院长张孝赛为了保存这所已具规模的医学院,力排众议,率领全院师生,携带仪器设备、图书,长途跋涉,迁到贵阳继续办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身作则,带头减薪一半,同大家同甘共苦,在山沟里支撑着这所流亡大学。
尽管医院和学堂困境重重,可湘雅人始终把人民疾苦挂在心头。抗战时期,在张孝骞的率领下,医院组成医疗救护队、战时服务团、“全国医教救护团第一队”奔赴抗战前线,先后迁涉贵阳、重庆、沅陵,辗转全国各地,救治伤员和难民。
抗战结束后,医院迁回了长沙。20世纪50年代,资金紧缺,一贫如洗,湘雅的前辈怀着对医学的热爱,先后修复了住院楼、福庆楼。湘雅园内重现学术研究会、学术报告会和治病救人的忙碌情景。
“20世纪40年代,我们刚进医院,睡的是茅草房,连稀饭都吃不饱,可我们还是熬过来了。我们一直以张孝骞老院长等老前辈为楷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不放弃。”
――谈到克服困难,耳鼻咽喉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肖健云回忆说。
显微手术刚刚兴起的60年代,内耳手术由于没有专门的显微镜而不能开展,我的老师、耳鼻喉科专家林筱周带着我利用废旧材料,自制双目手术显微镜,为较早开展显微外科、培养显微外科人才创造了条件,并成功地在国内率先开展此类手术。在林老师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根据病人需要,自己动手做器械。看到取异物的支气管镜太长,操作起来很困难,我和林老师就用铜皮制成适宜手术长度的镜子。即使在手术器械很先进的今天,我仍然亲手做一些小器械,比如针对小孩子的食道狭窄问题,我设计制作了大小合适的探子,解决了病人的需要。另外,我们其他科室的一些医生也有自己制作医疗器械的习惯。我们有一位医生自己用砂纸打磨,用凿子凿、焊,制作了支气管镜。
60年代,外科韩明教授和其他几位医生开始了肝移植手术的探索。为了研究原位肝移植,他们从猪身上开始做实验。后来,他们又从动物身上做转瘤试验。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守在关动物的地方,废寝忘食地选动物、喂动物,观察动物。因为要和动物近距离接触,几位医生好多次被动物咬伤,韩明教授先后竟打过狂犬疫苗14针。可大家都说:“如果试验成功,能够为患者带来福音,再艰难再累再苦也值。”皇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我们在全省成功完成首例肾移植手术,1987年还成功开展了国内第一例全胰腺移植,1994年医院成功开展亚洲第一例异位部分肝移植、江南首例心脏移植。现在,韩明教授每每聊到那段和动物在一起的经历,很开心。
“严”字当头
湘雅医院院长陈方平教授说――
湘雅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公勇勤慎,诚爱谦廉”、“勤奋严谨、团结进取”、“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校风,以及“重质量、重水平、重特色”的办学风格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行医理念等。如今,我们湘雅的院训被概括为“严谨、求实、团结、进取”八个字。可以说,严谨是湘雅精神的核心,历代湘雅人始终恪守这一原则。
早在老院长张孝骞时代,我们就有严谨的传统,那时候,医生每年聘一次,医生的病历做得不好,第二年就有解聘的危险。我们始终记得老院长的告诫:“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医务人员力求在医疗实践中做到周密、细致、可靠,尽量避免错误,要抱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例。”他查房时用来记录病人情况的本子有30多本。他告诉我们,医生每天都必须查房,及时了解病人的详细情况。现在,我们的很多医生也养成了这个习惯,他们总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原内科主任王振华教授,即使在与学生谈话的时候,有问题也会记下来,把每一次查房当成一次教学。
第一任校长颜福庆上任的时候,要求非常严格。那时候,学生是绝对不允许有考试舞弊行为的,一经发现,就予以开除。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学生的淘汰率非常高。新中国成立前35年间,仅有本科毕业生351名,毕业时人数却不足入学时人数的四分之一,淘汰率在75%以上。严谨的治学,成为了我们高质量毕业生的保障。
30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是杨济时老师,他对病历书写检查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他如果发现不合格的病历,就会将病历全部撕毁然后从窗户扔下。
在湘雅,很多年过半百的专家教授,他们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然而,对待每一次手术,每一个病例,他们都是那样的谨慎。博士生导师申鹏飞告诉我们――
我们做医生的,有可能做几千台甚至上万台手术,失败一次仅万分之一,并不算多;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万分之一对这个病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再做一万次手术都弥补不回来。而且,每天手术面对的都是不同的病人,要做到少出问题,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一个都不能少。
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患者做完手术后,交代值班医生注意观察,然后去处理病例书。处理完病例书后,我还是不放心,又来到患者病床检查,却发现患者术后出现了毒血症迹象,血压为0。经过抢救,患者转危为安。在那一次,我深深地感受到:救活一个人,他感不感谢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得到心安。
我们的很多教授在这方面都特别谨慎。耳鼻喉科教授肖健云做手术时,有这样一个习惯:不论是做过一百还是一千遍的手术,他都一定会在前一天重新温习一下解剖学,翻翻手头上几个手术版本,然后再综合一下其他人的体会和患者的具体情况。他说,这些准备工作能够在关键处和不详处提醒自己,当医生的做一例手术,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已经很熟悉了,一种手术隔上几十天、几个月,就可能生疏,每做一台手术,都要做到“成竹在胸”,不要寄希望于“临场发挥”。
外科教授吕新生也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看别人做手术。只要是他没有见过、没有做过的手术他都会静静地在一旁,仔细观摩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观摩时,他还常常考虑如果自己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并用笔把一些好的处理方法记录下来。
他们的严谨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患者的理解,但是,湘雅的医护人员知道,严谨是对患者的生命负责,在2004年8月28日的《湘雅医院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小孩,患了胃炎,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做经济实用的青霉素治疗。青霉素使用前,一定要做皮肤试验。医院护士在给患者做完皮试后,安排病人在观察室等15分钟看结果,并一再叮嘱期间不能外出,如有不适,赶快报告。5分钟后,护士巡视发现小孩外出吃饭了,半个小时后才回来,由于超时和外出,试验结果已经没有意义,护士告诉这对父子,必须重新做试验或改用其它的抗生素。小孩父亲软磨硬缠,非要让护士盖上青霉素阴性章,护士严格坚持操作规则。小孩的父亲就跑到医生那里对医生展开攻势,破口大骂,认为医院为了多创收,才坚持让他们重新做试验。此时,护士没有直接顶撞这位在气头上的父亲,她请来了几位同样得了胃炎的患者,做这位父亲的工作,她知道,患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比她们的劝说要有效得多。就这样,小孩的父亲终于同意重新做一次试验。测试结果出来了:阳性,不能进行青霉素治疗。小孩的父亲在看到结果后,认为这是医院在有意报复他们父子,为了创收,不让孩子采用青霉素治疗方法。事情似乎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地步。医院的领导想出了个法子:让他们到另一家医院做皮试。一天后,这对父子带着从其他医院试验得到的结果,再次来到湘雅,连说道歉,还要求继续留在湘雅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