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是特殊的一群。在暨南名师的剪影里,新月派也是另类的一族。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潘光旦、梁遇春、余上沅、刘英士、饶孟侃、顾仲彝、卫聚贤等,都走上过真如时代的暨南教席。
新月派常常被誉为“绅士型”的作家集团,这其间最有绅士气质的恐怕要数梁实秋先生了。暨南园时期的梁先生总是穿着那件团花的貂皮袍子,两袖反卷,擦得很光亮的黑皮鞋,头发向两边分梳成那时最流行的花旗装,略显发福的脸上流露出一团和气的神采。在南园餐馆的争论者中,先生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吐烟圈,静静地看着别人争论,半晌不说一句话,自有一份绅士的从容与静穆。
在暨南的教席上,先生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讲的是“文学批评”之类的课程,同时兼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编辑。先生的文章隽永生动,于平淡处见沟壑,在不经意间起波澜。特别是后来的《雅舍小品》和《秋室杂文》广为传颂,以致后人往往记住先生是一位作家,而淡化了他的为人师者身份。这个清华出身,美国白璧德的弟子,一生先后在东南、暨南、青岛、北大、中大和师大以及后来的台大等高校任教。40余年的讲台生涯,始终兢兢业业,“教书就靠事前的充分准备和吸收资料,否则,上了讲台讲起书来,丢三掉四,心里真不是滋味。如果娓娓道来,毫无冷场,那不仅学生听来津津有味,对课程产生兴趣,就是自己也会感到舒服爽快。”这是先生的原话,也是先生的心声。无论是为人、为文,还是为师,和蔼的语态、隽永的笔调、渊博的西洋学识,都使得先生赢得广泛的尊重。
罗隆基(1896-1965)
当章诒和的一本书在坊间问世时,这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罗隆基也透过历史尘封的记忆走上前台。世人热烈评论臧否,却少有人记得他曾经是真如时代暨南讲坛上的教授。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学教授,教的是政治学,哥伦比亚大学与伦敦大学的留学背景,使得他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虽然口齿伶俐,辩才无碍,无奈曲高和寡,选课的学生寥寥。直到他在《新月》上发表数篇鼓吹自由思想与人权主义的文章,引起更大的风波之后才引起学生的注意。
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梁任公在《李鸿章传》开篇即云:“天下惟庸人无咎亦无誉”。罗氏非等闲之辈,一生充满了毁誉,或许章伯钧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
叶公超(1904-1981)
新月派的另一员干将叶公超长期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似乎要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里。至于知道叶公超曾经是真如时代的暨南名师就更寥寥了。民国政府的大秀才陶希圣在评价叶公超时说:“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也有人将叶氏的一生分为两截: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作为文人,或云叶氏真名士自风流,或云叶氏装腔作势。作为政客,也不乏攻击之声,说他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从叶氏以耿直个性不容于蒋家看来,此论更近于言过其实。暨南人永远带着亲切的心情怀念这位曾经的西洋文学系主任(1927年-1933年),怀念这位方面大耳,西装革履,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的暨南名师。
1931年赛珍珠小说《大地》(1938年以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获诺贝尔文学奖)问世。是年,身在暨南园的叶氏在撰文评《大地》时,敏锐地揭示“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这是唯―的一次。《大地》是这块国土的史诗,并且将作为史诗铭记在许许多多阅读过它的人们的心目中。”即便如此,叶公超在上述评论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大自然的变幻不定――水灾、旱灾与蝗虫灾害――甚至远不及国内的战争以及军阀征收的高额的土地税带来的危害大,这一点,赛珍珠在小说中,没有提及。”言为心声,叶氏为人可见一斑。
梁遇春(1906-1932)
或许是天妒英才,文学史上向来不乏短命的才子,如王勃、李贺、拜伦、雪莱,暨南讲坛上的梁遇春亦是如此,才如江海命如丝是这些才子们共同的生命特征。废名曾如此评价梁遇春:“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华招魂。”昙花一现的生命状态成就了他传奇式的人生,也留给后人莫大的遗憾与怅惘。
在中国文学史上,梁氏以《春醪集》和《泪与笑》两本散文集赢得读者的广泛尊敬;在暨南的讲坛上,梁氏以其博学与才思博得暨南学子的普遍爱戴。1928年,年仅23岁的梁遇春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同年九月,应老师叶公超之约,走进上海真如时代的国立暨南大学,任外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授英国散文。从未出过国门的梁遇春用纯正的英语在暨南的教席上讲授培根与兰姆兄弟的散文。梁氏以其才智与学识将英国散文的精髓阐释得鞭辟入里,虽然在暨大任教仅一年半时间,但几十年后远在海外的暨南学子仍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