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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度弘扬

2006-10-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薛若琳 我有话说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民族历史剧的创作一直很活跃,并且形成了繁荣的态势。以前,我们比较多见的是有关王昭君、蔡文姬和文成公主这类题材,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表现民族团结和睦,讴歌中华民族为追求和谐理想的奋斗精神。但是近年来,又涌现了一批颂扬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历史剧。今年九月,在北京举办的第

三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期间,壮剧《瓦氏夫人》、京剧《酒魂》和评剧《达瓦丹珠》,就比较深刻地开掘了爱国主义主题。

《瓦氏夫人》讲述的是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不断侵犯我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明廷征调广西?兵抗倭的故事。《酒魂》讲述的是清道光年间,锦州凌河岸边同盛金烧锅抗拒皇命,宁肯把酿好的大批白酒全部埋到地下,也不为侵略中国的英帝国主义者庆功的故事。《达瓦丹珠》讲述的是清乾隆年间,丹珠夫人坚决反对分裂国家的阴谋,在叛乱头目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率部从新疆伊犁投奔热河朝廷的故事。

这三出民族历史剧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一、主题思想的深刻性。《瓦氏夫人》中的瓦氏是广西田州(今广西南宁西北的田阳县,靠近云南)的土官,她虽居西南一隅,但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并且摆正了地方土司和中央朝廷的关系,力排杂音,坚决响应朝廷的调遣抗倭,她预感到将会有很大的牺牲,因此,果断地决定先“留种”再出征,以保持壮族?兵生命的世代延续。《酒魂》中的道光年间,清王朝已经衰败,但关外的满族仍保留着奋进的精神,对皇帝的圣旨敢于说“不”。随着一系列的冲突,正蓝旗同盛金烧锅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高凌儿也在火中自焚,表现了《酒魂》之“魂”不仅是酒业之“魂”,更重要的是满族人民反侵略之魂,从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之魂。《达瓦丹珠》中的丹珠夫人所率达什达瓦部世受国恩,丹珠夫人拥护中央王朝,坚决反对西天山蒙古头目、双亲王阿穆尔的反叛行为,在阿穆尔的屠戮下,因部众弱小,不得不东迁,走时八千人,经过一年时间,行程两万多里,到达热河时只剩下两千一百三十六人。乾隆皇帝将承德的一座宏伟的庙宇,题名为“安远”。

这三出民族历史剧,有的是抗拒朝廷圣旨,有的是拥护朝廷决定,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的形式不同,但都充满了爱国主义悲情,都是以家族、部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昭示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和精神追求。

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瓦氏夫人》中的瓦氏,在江浙抗倭前线,面对奸臣的刁难和阻挠,为了顾全大局,不得已交出因抢军粮被执法的?兵第一猛将、她的情人莫古,之后,她宣布与莫古的人头结婚。瓦氏为抗倭大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酒魂》中的同盛金烧锅高掌柜的女儿高凌儿,选择了聪明干练又对烧锅做出很大贡献的汉家小货郎为夫,而父亲高仕林却挑选了憨厚的旗人又是烧锅的领工大壮为传业女婿,致使凌儿深深地陷入感情纠葛之中。洞房夜她反抗大壮,与小货郎私奔。高掌柜因气恼而得病,大壮因承受不了压力而吸食鸦片,酒厂濒临倒闭。高凌儿很内疚,决定回家重振酒业。朝廷打了败仗转而对英国侵略者采取屈服投降的路线,要同盛金酿造贡酒献给英国人庆功,为此,高掌柜反抗皇命气绝身亡,凌儿的丈夫小货郎又牺牲在天津的抗英前线,面对国仇家恨,父死夫亡,她决定将八千多斤白酒埋在地下,自己一把火烧掉酒厂,凌儿也与同盛金同归于尽,让皇宫提酒的陈公公既找不到酒,又找不到人。《达瓦丹珠》中的丹珠夫人在平定蒙古草原反叛朝廷的战役中,自己的丈夫、儿子都壮烈牺牲,草原刚刚安定,野心家双亲王阿穆尔又要发动叛乱,妄图在西天山自立总汗,脱离朝廷。为此,丹珠夫人被关押,她又冒险逃出,向伊犁将军报告。在阿穆尔的追杀下,率部众远迁热河,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草原,这是蒙古牧民最艰难的选择。丹珠夫人带着重伤东迁,途中她终于倒下,临终前解下宝刀传给女儿塔娜,并嘱咐塔娜将自己埋在高坡上,她要看着部族胜利地到达“太阳升起的地方”。

这三出民族历史剧都是悲剧,主人公都是女人,有的是平民,有的是土司头人,尽管她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同,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但是,她们的身上都流淌着爱国主义的热血,她们有的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献出了生命,有的在逆境中含悲苦战。她们的身上交集着太多的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各种困难不断地向她们袭来,从而展示了她们性格的多侧面和多棱角,在重重困境中升华了她们的感人形象。

三、浓郁的民族风格。《瓦氏夫人》在?兵开拔前放假三天,没成亲的士兵抓紧结婚,目的是“把种留下”,这时女声唱道:“你们把种留下,你们可以出征!”男声唱道:“我们把种留下,我们可以去死!”表现了壮族?兵出征前“留种”的风俗和民族心态。剧中的“饮酒舞”、“旗阵舞”、“铜鼓舞”,充分展示了壮族的民俗画卷。《酒魂》中婚礼一场中新郎向新娘的开弓射箭,寓意多子多孙;新娘跨马鞍,象征平平安安;新娘过火盆,代表红红火火,生动地展现了满族婚俗。而酿酒时老萨满的祭酒歌伴随着跳大神的旋律,又充分展现了满族风俗。《达瓦丹珠》中蒙古族音乐和评剧音乐较好地融为一体,使该剧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更加鲜明,并运用蒙古族长调民歌,凄凉哀婉,以及马头琴的如泣如诉,共同营造了该剧的悲剧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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