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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不如一耻”

2006-11-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乔新华 我有话说
晚明社会以其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绮丽的景象,构成历代末世王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时,遭逢社会盛衰巨变的士人不得不起而思索救世的良方,晚明学人吕坤就颇具代表性。

吕坤(1536―1618年),

字叔简,一字心吾或新吾,自号抱独居士,为人“刚介峭直”,官至刑部侍郎,在朝“守正不阿”,曾以“善恶在我,毁誉由人”(《去伪斋文集・自撰墓志铭》)的人品与个性称道于后世。

在以《呻吟语》为代表的诸多著述中,吕坤通过阐述自己对治国修身、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和见解,表达了他对重新树立晚明社会道德标准的迫切心情:“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内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当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针,苦口之良剂。”(《吕语集粹・序》)

在吕坤生活的嘉靖、万历时代,物欲横流,“羞耻心”已被人们渐渐淡忘,社会道德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时局如吕坤形容的那样:“人心如实炮,火一点烈焰腾天;国事如溃瓜,手一触流液满地。”面对此情此景,吕坤痛感重树社会道德的重要,他痛切地指出,“五刑不如一耻”(《呻吟语・治道》),即再残酷的刑罚,也不如让人懂得一个“耻”字,教育人懂得廉耻比重刑重罚更重要。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了,知道什么叫羞耻,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就能明辨是非。人贵有“羞耻之心”,知羞是善的开端,无耻是恶的开始。人之所以是非颠倒,以丑为美,以耻为荣,做出种种不道德的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知羞耻。在《呻吟语》等一系列著述中,吕坤都在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心中的羞耻心,希望重建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体系。

吕坤重建儒家修齐治平道德体系的努力,首先体现在对君主和各级官吏的道德规范上。吕坤认为,造成晚明世风败坏的责任首在于贵者贤者,因为“贵者贤者为教化风俗之大蠹也”(《呻吟语・治道》),正是这些拥有权势和学识的上层人物把晚明社会的风俗带坏了。吕坤对嘉万以来君主昏庸、吏治腐败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通过深入分析君民关系,明确指出君主应该遵循道德规范。他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呻吟语・治道》)“天”立“君”的目的是让其为”民”服务的,君主应当勤政爱民以体现天意。吕坤告诫君主不能忘记百姓的作用:“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底?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该我居住?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他认为君主应该对这些问题反躬自问,时刻不可忘记“获饱暖之休,思作者之劳;享尊荣之乐,思供者之苦”(《呻吟语・应务》)。吕坤对当时官场上“不念民生,奔走世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主张官吏应该“以伊尹之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去伪斋文集・贺侍御侯碧塘》),致力于民务,关心民瘼,清正廉洁。“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他还总结道:“居官有五要,休错问一件事,休屈打一个人,休妄废一分财,休轻劳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钱。”(《呻吟语・治道》)吕坤本人也在积极践行着兴利除弊、严格自律的种种主张,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他敢于冒死上言激烈抨击万历皇帝的昏庸与贪婪。

吕坤对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里蔓延的贪婪之心有着细致的剖析,他指出:“只一个贪爱心,第一可贱可耻。羊马之于水草,蝇蚁之于腥膻,蜣螂之于积粪,都是这个念头。是以君子制欲。”(《呻吟语・修身》)他希望人们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和原则,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在《忧危疏》中,吕坤直斥万历皇帝的贪婪:“夫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必贫,天下贫则君岂独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乐之;专民之欲者,民共夺之。”他还从正面论述做人要有节制,行为要有度,“防欲如挽逆水之航,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是以君子之心无时而不敬畏也。”(《呻吟语・存心》)意思是说,防止欲望的膨胀就好像挽拉逆水而上的船只,只要一不用力,船便会往下流去;尽力做善事好像是在攀那没有枝杈的树木,才歇脚便会往下滑落。所以,君子应该常怀敬畏之心,不时地提醒和警戒自己。

吕坤对利益争夺问题也看得很透彻。他认为,个人只想着一己私利,不照顾他人利益,则会产生出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情况。“人生一大罪过,只是自私自利四字。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若自朝堂以至闾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宁,政道讼息。只一个私字,扰攘的不成世界。”(《呻吟语・治道》)“克一个公己公人心,便是吴越一家;任一个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雠。天下兴亡、国家治乱、万姓死生,只争这个些子。”(《呻吟语・存心》)

在为人处世上,吕坤简洁而中肯地指出:“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呻吟语・应务》)他极力倡导:“处身不妨于薄,待人不妨于厚;责己不妨于厚,责人不妨于薄。”(《呻吟语・修身》)。吕坤认为,在人际关系中,“诚信”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主张“实言、实行、实心”待人(《呻吟语・应务》)。他说:“五道感人处,只在以我真诚怛恻之心,体其委屈必至之情,是故不赏而劝,不激而奋,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诚故也。”(《呻吟语・治道》)如果人们不能诚信待人,而是尔虞我诈,就会产生不良社会风气,社会败落、国家衰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正所谓“人之罪,莫大于欺”(《呻吟语・存心》)。因此,吕坤强调,“人生天地间,要做有益于世底人。纵没这心肠、本事,也休做有损于世底人。”(《呻吟语・修身》)

节俭不仅是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与社会发展、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穷极奢靡”的晚明社会,吕坤极力倡导节俭,他本人“翱翔仕路三十余年,而家无厚产,囊鲜余资,清约俭素,依然是如窭人”,“归家之日,巡抚一任,所得银不满二百五十两”。万历四十六年,吕坤溘然离世,他生前自撰墓志铭,遗命丧事从简:“衣衾仅周身,不重袭。枕?以经史,不敛含。一豪金珠不以入棺,一寸缣帛不以送葬。明器如生,丧具以纸,余照《家礼》行。不点主,不远谢,不动鼓吹,不设宴饮。”(《去伪斋文集・自撰墓志铭》)这一切,都缘于他“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呻吟语・存心》)的了悟,在崇奢的社会风气中可谓独树一帜,为人所不能。

在危机重重的晚明社会,吕坤的荣辱思想虽未超出儒家的伦理传统,但重在针砭时弊、积极用世,因而彰显出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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