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什么使处于劣势的红军将士战胜了十几倍于己的敌军的围追堵截？本文以为，表现于长征中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全党上下和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
一、全党团结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
长征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最困难的境地，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情况才逐渐改变。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偶然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中共中央得以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主导权。同时开始调整党的组织路线，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以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新的“三人小组”指挥军事，在实际上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会议极为策略地回避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一般地笼统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树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对于在会上坚持其错误主张的博古、凯丰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是像“左”倾宗派主义者统治时期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进行耐心的批评帮助，并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既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又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自己的正确主张，而是通过政治局会议来作出重大决定，注重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毛泽东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他对张国焘也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地反对，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地区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危难的风口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和信赖，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二、长征胜利是各路红军协同奋战的结果
长征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被动之举，但它又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就率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斗争的方志敏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先行远征；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1934年11月，徐宝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的罗山县向西北转战。这三支红军的突围远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主要是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起到了战略牵制敌军的作用。方志敏所部未能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先是寻淮洲在作战中牺牲，不久方志敏、刘畴西也在被捕后英勇就义；红六军团则成功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并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是一路冲破重围，最终胜利地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巩固和发展了陕甘根据地，为各路红军的大转移保留了唯一的落脚点。
三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战略配合和战役合作，更是对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战争有所不同，长征开始后除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后方部队之外，各路红军都投入到战略大转移之中。这在客观上为各主力红军间的战略配合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态势。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冲杀出一条生路。与此同时，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斗争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也积极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他们主动出击，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
在战略转移中的各路红军共有过七次会师，如红七军团和红十军（方志敏所部）的会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一部）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以及最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等。每一次会师，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红军将士来说，都是精神上的相互声援，也是战术上的学习和交流，更是阶级兄弟的情谊交融；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了一次次的辉煌战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从而将必胜的信念化作挡不住的铁流。毋庸讳言，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意见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影响作祟，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张国焘操纵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遭受惨重的牺牲，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军。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维护团结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从此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更加注重协同作战。率领红二、六军团（不久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等，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协同一致，战胜了张国焘的阻挠，和红四方面军一道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北上抗日，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最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终于齐聚西北，第一次团结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形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
三、军民团结、官兵一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
在长征路上，尽管军情危急，戎马倥偬（平均每天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但是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都十分重视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和动员。每到一处，都要打击反动势力，救助穷苦百姓，播撒革命火种，建立红色政权。特别是红军将士一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发自内心地对穷苦百姓的爱护与帮助，深深地打动了沿途的广大群众。沿途民众箪食壶浆迎接红军，参军作战，送粮捐物，救伤员，当向导，有的甚至不惜毁家舍命，赴汤蹈火。据统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17000多人。长征中，红军还在近20个民族居住区播撒了民族平等的火种，谱写了“彝海结盟”这样万古流传的篇章。长征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良好开端。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确，长征中，红军以自己的行动向14个省的2亿多人口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的狭小区域里孤军奋战不同，长征则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长征使共产主义的“福音”，由苏区一隅传向了全中国。
官兵一致是红军基本的建军原则之一，在长征这场最危险、最艰难的生死考验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在长征中，红军的领袖和各级指挥员承担了比普通战士更重的责任。条条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耸的山峰，茫茫无边的草地，领袖和各级指挥员与普通的战士一样，凭借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每一次战斗打响，从总司令到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土城战役时，朱德就曾亲自端起机枪冲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留下姓名的营级以上指挥员共432人。红军长征历经14个省，翻过40多座大山，涉过近百条河流，一路斩关夺隘，大小战斗600余次，击溃和歼灭敌人数百个团的兵力，攻占62个中小城镇。这些战斗形势之险恶，战事之激烈和红军将士之英勇，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正是红军将士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硬是走通了前人走不通的路，战胜了极其凶残的敌人，从绝地杀出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多数是人烟稀少的贫困地区，甚至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茫茫草地和千年雪山。这些地方远离文明，缺少粮食，没有医药，而且地势险峻，气候变化无常。但红军将士手拉手，抱着必胜的信念，一步一步，艰难而又豪迈地征服了丛林、草地与雪山。在过草地时，战士们互相推让干粮袋中最后一把青稞，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宁愿选择饥饿和死亡。毛泽东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让给病号，周恩来把自己粮袋中最后一点青稞面煮成汤与战士共享，朱德亲自为部队寻找辨别可以吃的野菜，贺龙钓鱼为战士煮鱼汤……这些都已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支撑着红军英雄们身躯的，不只是食物，也不只是意志，还有阶级兄弟的情谊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使红军终于战胜生存极限的困难，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终于赢得长征的胜利，谱写出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辉煌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