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部队”打败“正规军”，带给我们诸多思考。在过去的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中,体育人才的培养就应该是将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体育训练上,而体育赛场上所获成绩的名次,则成为体育运动员是否成才的重要甚至惟一评价标尺。在一些人看来,体育才能与文化素养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体育竞技水平的提升,必然意味着文化素质培育水准的下降,两者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被动选择关系。在这样的培养理念支配下,我们的体育运动员将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体育训练上,文化素养方面的培育近乎空白。
体育人才的这种培养方式,给体育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现实难题。近来引起社会广泛议论的邹春兰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位昔日的举重冠军,坦言自己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连拼音都不会写。仅有“一技之长”的她,不得不依靠在澡堂里搓澡谋生。而这并非个案,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现有运动员500万,年纪大,没文化,就业难,伤病缠身,缺少社会关心,是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现状。而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编制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则显示,在湖南等八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
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竞技水平提升轻文化素质培育的倾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05年,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称:“不断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育体制,势在必行。”而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正在开展的“体教结合”实践,则在如何“降低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让运动员都成为体育人才”、“避免邹春兰悲剧的一再出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尚武崇文”,实现体育才能与文化素养的无缝对接，应成为体育人才培养的根本之道。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打破多年来体育与教育分离的局面,将体育资源和教育资源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模式。实际上,文化素质培养与体育专业成就并不天然矛盾。培养体育人才与培养其他类型的人才一样,同样也是一个提升培养对象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随着体育社会化的不断加强,体育人才的社会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大,社会对体育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也更高,而无论是培养什么层次的体育人才,其文化素质的高低,都将是决定其成就大小的一个必备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成功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