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这种整体上对企业理论的长期忽视可能是由以下两个学术传统造成的：
其一，经济学首要的研究对象是市场，解释的逻辑起点是交易而不是生产。从经济思想史看，经济学能够脱离传统道德哲学并逐渐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依赖于其所确立的两个研究主题，即“市场秩序”和“经济增长”。尽管斯密也谈到企业作为专业化生产单位的作用，但对上述两个主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奥地利学派延续了斯密传统，从市场过程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自发扩展的市场秩序”。因此，在斯密传统中，并不存在完整的企业理论。
其二，鉴于上述传统，在众多分析中，企业的重要性被大大减弱，仅仅是为分析市场或产业现象而构建智力工具的一个步骤，是解释变量而非被解释变量。
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经济学家开始从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宏观总量研究转向微观领域研究，并掀起了一股重新修正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热潮时，企业理论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期间，企业契约理论和企业演化理论几乎同时得到关注，前者从交易视角论述企业组织交易的效率，后者从生产视角论述企业的知识积累。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企业契约理论，很少关注企业的演化分析。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企业契约理论是对主流经济学解释领域的扩宽，没有改变新古典的解释范式。而且，随着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越来越依赖于数学模型，企业契约理论越发倾向于主流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相反，企业演化理论的发展较为缓慢，更多是分布在组织学习理论、能力理论、资源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等之中，缺乏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持有的种群思维（populationthinking）观点，演化经济学主要分析市场或产业层面的系统发生，而不关注企业层面的个体发生。或者说，演化经济学倾向于关注选择过程对于市场或产业中预先存在的多样性企业的选择结果，而忽视多样性的创生过程（例如，企业的知识积累）。这也预示着，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考察企业知识积累的演化理论，以揭示多样性的创生过程。
企业演化理论必须将企业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决定企业适应性变量的历史变化。这显然与将企业作为解释变量的演化分析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市场或产业等宏观层面的演化。企业演化理论必须揭开这种惯例“黑箱”。企业既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与外界互动的互动者，又构成了内部各种惯例、资本结构、组织结构等的选择环境。前者是外部知识积累，后者是内部知识积累。企业家的主要职能便是协调这些内外部知识积累。
基于奥地利学派的知识理论，笔者认为企业演化的方法论应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主义。在详细考察企业家精神、适应性学习和资本结构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启发式的企业演化的解释逻辑。这一逻辑能够解释企业的知识积累过程以及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协调机制（例如，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协调秩序）等企业演化的一般性问题。之所以称它为启发式，意在继承演化经济学的传统，表明这并非是决定论意义的规律。
由于存在众多偶然性和随机不确定性，现实中的企业演化不一定遵循我们的解释逻辑，有些逻辑环节可能被跳过，甚至是不存在。但是，这样一种启发式的解释逻辑，能够为我们理解企业演化过程提供洞见。
未来总是不确定的，知识总是在不断的证伪或纠错中得到积累和发展。企业作为认知的聚焦装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体间互动的不确定性，能够就某一问题形成共同的感知和预期。这部分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企业家的中心任务就是凭借其认知优势，在不确定性场景下做出决策，不断调整企业的感知、理解和目标，谋取企业的动态适应性。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既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又是化解不确定性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此意义上，企业家既是熊彼特强调的“打破均衡者”，又是科兹纳强调的“稳定器”。因此，在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知识传统不断得到挑战和证伪，新知识得以产生，并将接受下一轮的挑战和证伪，企业知识不断积累和发展。
通过考察企业演化的方法论、核心概念及其解释逻辑，可以认为：1、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主义是理解知识积累的重要方法论；2、在企业演化中，企业家扮演着“认知领导”的角色，通过协调内外部的认知距离和认知亲和力，促进企业创新；3、在不同的演化环境中，企业将通过采取不同的协调机制、学习模式和知识类型，提高动态适应性；4、企业学习过程和选择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企业的创新活动必须考虑时间因素，这使得企业演化变得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