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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凉的伤逝

2006-11-1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守仁 我有话说
总观中外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作家的籍贯和故乡,对于他的写作题材,对于他营造的文学世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鲁迅作品与绍兴,沈从文作品与湘西,老舍作品与北京,汪曾祺作品与苏北高邮,肖洛霍夫作品与顿河,福克纳之与美国密西西比州,萧红之与呼兰河,以及现在我们要研讨的迟子建作品之黑龙江漠河一带,莫不如此
。作家少年、童年、青年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极大地影响着未来作家写作的品格。故乡的土地、山水,永远是作家的文学之根。正如迟子建所说:“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生活。”迟子建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她家乡的山峦河流、茂林草香,牛马鱼鹰,星星月亮,还有大自然的清新、神秘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纯朴和善良。她从小对大自然极度敏感,认为那里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具有生命和灵性。她的众多作品,像自然那样朴实、灵秀,富有诗意。《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一个九十岁老人一天的回忆,叙述了鄂温克民族百年的沧桑史。作者为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文学世界:那里有穿着皮衣、划着桦皮船、以打猎为生的牧民们,那里有夜晚可以看到星星的帐篷,那里有茂密的森林和丰沛的河流,那里有充满神秘气息的萨满教,有人死后实行风葬的习俗,有长期积淀下来的民族歌舞,更有爱吃苔、石蕊和蘑菇的驯鹿。沉浸在作品之中,我们能听到驯鹿的铃声如晨曲般悠扬丁当:这位森林之子正踩着露珠,听着鸟呜,闻着花香,与蝴蝶作伴,去河边饮水,并看见了自己清晰的倒影。那真是一个美好、神奇的世界。

作者用怀伤之笔描写了从贝加尔湖迁徒而来的鄂温克民族近百年来在自然和社会极其艰辛的生活条件下繁衍生息的经历,一代代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顽强生存至今。由于受到现代化文明的一步步蚕食,他们最终丧失了生息之地,读来扼腕叹息。

《额尔古纳河右岸》抒情味很浓,有些篇章用的是散文化笔法。这使我联想起过去阅读契诃夫的《草原》、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所得的感受。书中的人物,生活在天地、山水、动植物中间,他们和大自然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优秀的小说,常夹有华彩的散文乐章。屠格涅夫的作品是这样,孙犁的作品是这样,《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迟子建笔下的篝火是这样描写的:“如果说篝火在白昼的时候是花苞的话,那么在苍茫的暮色中,它就羞羞答答地开放了。黑夜降临时,它是盛开,到了夜深时分,它就是怒放了。”她对鄂温克男女生死相依的爱情是这样比喻的:“我是山,你是水。山能生水,水能养山。山水相连,天地永存。”她对大自然的美是这样欣赏的:“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

在她笔下,山川如画,歌舞传情,美不胜收。

但是,当黑色的工业文明铺天盖地,汹涌而来之日,正是大地上的绿色生命遭遇厄运、渐趋消亡之时。无计划、大规模的建设,同时也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大规模的破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大批林业工人开始进驻东北山区。铁路、公路修到哪儿,拖拉机、汽车、火车开到哪儿,哪儿的森林就遭殃。植被稀了,河流干了,动物就少了,以狩猎为主的游牧民族被抽掉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必然退化、衰落,失去了立足之地。因此,《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首伤逝的哀歌。它不仅仅是因为有许多死亡而哀叹主人公一个个亲人的离去。鄂温克人是豁达的,他们认识到有出生必有死亡,有喜悦必有忧愁,有婚礼必有葬礼。他们像大自然中的动植物那样,从容应对万物的新陈代谢。他们更加哀叹的是森林宝库的消失,绿色家园的破坏。伐木声代替了鸟鸣,机烟取代了彩云。和谐被无序扰乱,宁静被喧闹污染。美的消逝,令人黯然神伤。著名诗人郭小川曾经歌颂过伐木工人在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林区大干特干的情景,说这是“银色世界的黄金季节”。现在看来,诗人错了,这不是“银色世界的黄金季节”,而是“银色世界的黑色季节”!

当我们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罗斯福总统号召失业工人在全国各地大规模植树;想起四十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各地被同盟国炸得到处是弹坑,阿登纳上台后首先动员每一个德国人在每一个炮弹坑里种上一棵树;想起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全民砍树大炼“钢铁”,六十、七十年代大量林业工人拿着锯子、斧子开进吉林、黑龙江原始森林滥伐;想起直到上世纪末我们才提出退耕还林、可持续发展的国策,不免感到深深的忧伤和痛楚。我们自己的过失,给当代和后代子孙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决非短期内可以弥补。

文学是智慧的明灯,它任何时候都不能闭着眼睛。它有责任揭示我们的失误和伤痛,以激发切实救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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