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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五六级”

2006-11-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汪永祥 我有话说
1956年在我的生命中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结束了20年的学习生涯,开始走上社会。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建系,开始接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本科生,我有幸恰在此时留校任教。

这一年的金秋9月,人大哲学系首届本科生入学,就是我这里说的“56级”。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

方,共200人,大部分是刚毕业的高中生,也有一部分是具有工作经历的调干生。这批学生是在全国统招前先行选拔出来的,素质较高,水平整齐,可以说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是一批优秀的可造之才。他们满怀激情来到首都北京,怀着远大理想和抱负走进人大校园,开始了大学生活。

当分配我到这样一个班级工作时,我既深感任务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我当时以三重身份进入这群同学中间: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的辅导教师(主讲教师是徐琳);二是班主任;此外,我还担任哲学系第一任团总支书记。从此开始了我和这个班级同学近三年的朝夕相处、相识、相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教学生涯的起点就是给这个班级上辅导课。记得那是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海运仓最大的第一教室灯火通明,200名同学济济一堂,听我介绍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费尔巴哈。我的心情除了有些紧张之外,一种初为人师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从此我走上了人民教师之路,决心一辈子热爱教学,热爱学生,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在这方面,56级的同学给了我很多激励和启迪,开始实践我的人生理想和为师之道,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这个道理。1958年的下乡劳动是这届同学特有的经历,我作为领队之一随同他们一起到京西石景山公社西黄村大队劳动。各班同学分住到各个小队后,就开始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天都紧紧张张,根本没有休息日,我也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老母和刚出世不久的幼子。劳动之中也有乐趣,在秋收之后深翻土地的过程中,经常能拾到一些落在地里的白薯、花生和玉米,公社的社员们在休息时就烤着吃,有时我们也和他们一起享用,算是劳动之余的一点犒劳。

1959年2月,我们又回到学校,回到教室,坐下来读书。我和56级同学在北五楼(五年前已拆除)“同吃、同住、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作的需要被调离了这个岗位,想系统总结首届本科生五年教学全过程的经验的愿望未能实现。当三年后再回到我热爱的教学岗位时,哲学系开始走向鼎盛,各类学生人数最多时超过千人。56级的同学中先后有近40人提前毕业,留系任教,成为我的同事,其中不少人成为我的知己好友和事业上的合作者。

由于56级同学总体素质较高,基础扎实,加上他们个人的刻苦努力,这一年级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改革开放近30年来,56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专家学者,有的成果累累,著作等身;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权威,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也有的当上政府部门或大学的领导。他们为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人大哲学系争了光,扬了名。

“难忘56级”这个题目可以说的话还很多,这里不仅是我事业的起点,留下了我的很多个“第一次”,也在我脑海中留下了记忆最深的一群优秀青年学生。当年,我曾经能叫上200个同学每个人的名字。如今,时光过去半个世纪,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的印象虽然模糊了,但当年的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我们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我当时也不满26岁),现在大多已是古稀老人。多数已从第一线退下来,少数还在发挥余热。我虽已到望八之年,但身体精神尚健,头脑还不糊涂,愿追随56级诸君之后,在宣传马列主义、教书育人和总结经验方面再尽微薄之力。

草拟一副对联,以表心迹,算对我一生工作的小结,在这里以作本文的结尾,并与56级诸君共勉。联曰:传道授业终身事,驱愚启智乐无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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