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是费孝通为开弦弓村起的“学名”，他在开弦弓做的调查，被人们称作“江村调查”。这个调查距离今天已经整整70年了。江村调查使费孝通认识到“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中国农村是一种“牛“文化大革命”结束，费孝通获得新生，以耄耋之躯，重新拾起中断多年的社会调查，1981年，费孝通再次来到江村考察。之后，他走出江村，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到了江苏全省，从而拉开了在祖国大地上“行行重行行”的序幕。20多年来，费孝通走出了一条“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探索、研究之路，写出了大量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为中国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出主意、想办法”，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998年3月，88岁的费孝通，辞去了除北京大学教授之外的所有公职。他说，这下不会有“外面”的事情打扰，可以做一些学术上的事情了。他想抓紧时间做几件事：继续完成已经开始的“穿糖葫芦”考察，意思是再多考察几个京九铁路沿线上的中等城市，想办法促进这一连串中等城市加快发展，再通过它们“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一个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明显提高的带状区域”。继续行行重行行，继续关注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1999年春节，他对家人说：“按旧历的算法，过了节我就90岁了。70岁的时候我还不服老，能到处跑，真的是‘不知老之将至’。可是岁月不饶人，进入80岁，我感觉到老了，做事力不从心，许多事要靠别人帮忙了。进入90岁，老实说，我心里有点害怕，毕竟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怕来不及啊。”他又说：“年过90岁应当承认我一生已进入衰老阶段，躯体和四肢都已不能自如地活动，但头脑还觉得能够思考一些问题。有朋友建议我写自传，其实，我一生所写下的文章就是我的自传，不必再另外写了。我要用剩下的时间写一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
虽然年老体衰给费孝通出行带来许多不便，但是他每年仍然要花大量时间到基层搞调查。比如1998年，卸任后的费孝通，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立即赴江苏省南京、常州、吴江等地调查，接着访问河北省的衡水，山东省的菏泽、聊城，继续沿京九铁路沿线地区作实地调查；他还考察了威海、烟台、淮阴、连云港、盐城、南通、泉州、厦门等地小城镇建设状况。除了进行调研外，他还远赴香港、杭州出席多个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了《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等多篇论文。
关于费孝通所关心和思考的那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他晚年所写的文章中，领悟到他的真知灼见。这些论述，就是他的“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他把反思、补课、文化自觉作为自己思索的重点。反思就是自己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这种思想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现在看来是否还有点道理，是否要修正，甚至要改动。文化自觉则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他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补课则是费孝通深感时代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如此之深，要理解、解释这个变化，自己的知识落后了，能力不够了，所以需要从基础知识开始补课。而且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水平，比起外国同行还有很大差距。如果再扩大一点说，他“补课”这个问题应该引起知识界的重视。
我国的社会学这门学科，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当做“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被清除干净了。“文革”结束后，费孝通为重建中国社会学殚思极虑。到1985年，国家教委召开社会学学科会议时，重建工作初步完成，费孝通说：戏台已经搭成，且看演员们各自表演了。之后，他始终关注中国社会学界的成长。
2003年，费孝通发表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他希望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能够“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
1990年，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四句话，把目光投向未来世界文明与人类和谐共处。他企盼着那一天，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种宗教信仰的人群，在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同时，也能摒弃狭隘的偏见，看到并且接受他人之美，从而使全人类能和谐共处，达到天下大同的美好境界。
费孝通在祖国大地上孜孜??耕耘了一生，为的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他常常说，现在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庆幸自己身逢盛世，能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当中出些主意、想些办法，更令他高兴的是，他早年的一些想法、主张，在祖国的大地上正逐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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