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托普卡帕宫则是奥斯曼帝国的老皇宫。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末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又修建了一座新皇宫，所以中国人习惯称托普卡帕宫为
托普卡帕宫现存有上万件中国瓷器，大约30件明、清时期的青铜器以及清朝时期的翡翠器皿。在这些中国文物中，尤以中国瓷器最为精美和珍贵。中国历史上外销西亚的各类瓷器，几乎在这里都能找到代表作。
据在“老宫”博物馆工作的中国文物专家阿伊谢女士介绍，“老宫”中珍藏的中国瓷器产自十三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不同时期。青铜器是明、清时期的。翡翠器皿是清朝时期的，其中大部分是十八世纪的。当时中国出口的商品，尤其是瓷器的出口，其数量之大，造型、纹饰之精美，对于发展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
“老宫”藏品中的中国瓷器大都是元朝（1279－1368）、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1）时期在中国的龙泉和景德镇生产的。许多大件盘子和碗是根据伊斯兰国家的就餐传统生产的。藏品中元、明时期的瓷器有1354件，元朝时期生产的青花瓷器有40件，明朝早期的青花瓷有54件。据参观过托普卡帕宫瓷器的中国陶瓷专家们说：“这里珍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国本土几乎是看不到的。这种外销的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筛选最精的颜料绘制，由最好的窑工烧制出来的。代表了我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藏品中的有些瓷器上被工匠们镶有奥斯曼艺术装饰，反映了奥斯曼国使用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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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瓷器 |
元代瓷器 |
“老宫”藏品的数量之多，质量之精让人叹为观止。一些历史档案和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关这些“老宫”藏品的情况。阿拉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伊本・巴图塔（1304－1377）在1333年出行时来到当时的奥斯曼国的第一个首都布尔萨。他写道：由于同埃及、叙利亚、突厥斯坦和中国进行的贸易，布尔萨的经济是富裕的，已经成为“阿纳多卢（当今土耳其所在的小亚西亚半岛）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这表明，奥斯曼国早期同中国的贸易已经很发达。巴图塔还谈到，他在走访西阿纳多卢城镇比尔吉时的宴会上就使用了瓷器。这使人想到，中国瓷器早在14世纪就已来到阿纳多卢。15世纪的奥斯曼历史学家阿什克帕夏扎德曾写道，最早向奥斯曼皇宫介绍中国瓷器的人是苏丹迈赫迈德（1451－1481）的宰相伊瓦兹帕夏。
托普卡帕宫档案中1514年的一份文件记载说，雅乌兹苏丹塞利姆（1512－1520）出兵伊朗在查尔迪兰获胜后，从大不里士缴获了许多瓷器作为战利品。“老宫”藏品中早期的一些藏品同阿尔德比勒神庙中的珍藏品非常相近，因此很容易让人想到它们是来自大不里士的战利品。塞利姆二世从大马士革以及1517年从开罗得到的战利品中有许多瓷器。这不仅说明中国瓷器在许多中东国家的皇宫中使用，而且证明它们是珍品。
“老宫”藏品中除贸易品和战利品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礼品。众所周知，苏丹苏莱曼（1520－1566）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许多东、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都知道他的这一特点，他们向伊斯坦布尔派遣的使节都带有珍贵的中国瓷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例如，伊朗国王塔赫马斯普曾送给苏莱曼5件瓷盘。在托普卡帕宫的礼品薄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另外，在统治者登基、生日和结婚等喜庆事件中送的礼品中，或者统治者由于各种原因赠送的礼品中都有中国瓷器。
阿伊谢女士说，“老宫”藏品之所以如此丰富的另一个原因是承袭制。根据这种承袭制，去世或被免职的达官贵人的物品要被没收，重新送回皇宫。据记载，16世纪有400件器皿被送回皇宫，其中有395件瓷器，包括5件青花瓷。这说明，当时皇宫外也使用瓷器。据史料记载，从17世纪初起，无论皇宫还是皇宫外的住宅中都有大量瓷器，17世纪有3117件瓷器和468件青花瓷，18世纪有15677件瓷器和889件青花瓷重返皇宫。由于19世纪开始流行欧洲瓷器，并且由于在1839年废除了承袭制，后来只有5件瓷器重返皇宫。
当地土耳其人久闻中国瓷器的大名，而那些亲眼目睹了托普卡帕宫珍藏的中国瓷器的人，更是对数百年前中国瓷器的做工之精美而赞叹不已，他们说：“难怪这些瓷器深受奥斯曼王室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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