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无论是申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还是回应它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不仅是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中奠基的，更是其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过
程中被不断重建的。如果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就不可能得到真正体现和内在确认。
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后继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从而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和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也是这种哲学的发展者，他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马恩阶段，由他们创立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这一阶段还包括他们的一些战友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在恩格斯晚年，特别是在他逝世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带有他们自身特点和局限的解释，这种解释通过普列汉诺夫的中介作用，影响到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通俗化的解释，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和误解。以上这些，隶属于并形成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也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形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早期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理论路向，逐步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陈独秀算起，已经有几代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代表是邓小平，现在仍在继续发展着，从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中的基本史实。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曾用“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几个概念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能本着研究的态度去看待，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哲学，其名称为“新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次生形态”是指经晚年恩格斯、列宁阐释和发挥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名称不尽一致，内容比较复杂；“再生形态”是指被斯大林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接受过来的教科书哲学，其核心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除此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即正在被我们运用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些形态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这是我们把它们作为不同形态来考察的根据所在。
二
从世界范围来看，暂时不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学术界一般公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主要形成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理论形态。下面简要考察这几种形态的特点和差异。
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在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的理论工作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终在斯大林模式的教科书体系中被定型化。这种形态曾经被确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取得了排他性的独尊地位。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主要特点是：（1）从哲学性质上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实际上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2）从理论观点上看，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3）从理论功能上看，论证和辩护的功能取代了分析和批判的功能。关于这种形态，大家比较熟悉，不再详细展开。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区别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姿态登上理论舞台的，其产生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为什么会失败？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得出的答案也各式各样，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较有影响的两种看法是：这些革命只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作为导火线的作用，而没有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是单纯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没有制定适合本国特殊条件的战略和策略。前者针对的主要是在第二国际得到流行的经济决定论，后者针对的主要是被简单化的列宁主义。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德国共产党人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中，对这些看法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发展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由于第二国际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在当时占有正统或主流地位，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学说，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和科尔施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在他们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出现各种失误和挫折（例如欧洲工人运动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1968年“五月风暴”及其失败、苏东剧变等），陆续有一些学者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运动和执政的共产党范围以外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力图对这些失误和挫折加以总结，并以此重新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大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其主要特点是：（1）研究内容的现实性、综合性，即紧密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从综合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哲学分析；（2）研究功能的批判性，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的理论工具；（3）研究风格的反思性，起初主要是反思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而现在，反思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受挫的教训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研究趋势；（4）“嫁接”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派别。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于20世纪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间上几乎同时，然而在对待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上，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截然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批判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产生的；与之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在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不仅如此，在尔后多年的哲学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批判态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等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理论上采取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但一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只是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认识论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通过与中国思想界的论战，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实践论》，都把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唯物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明显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事实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以创造自己哲学形态的中介，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形式。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而在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层面，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绝不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版。（参见何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三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和任务之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理论形态进行充分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即反映当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进一步形成并得到突出发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继续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取得了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成果。学术上也探讨了不少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命题，形成了新的理论话语。这些理论话语，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奠定了基础。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强调，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认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提法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并不矛盾。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就是我们在当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核心内容。
如何重建当代中国哲学新体系，是晚近以来许多学者热切探求的重大课题。冯友兰先生和黄楠森先生可以说是众多探求者中最具有自觉意识的两位代表人物。冯先生晚年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唤创建“新中国的新哲学体系”。据亲人回忆，冯先生晚年学术努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中国古典哲学找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合点，找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宗璞、蔡仲德：《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而黄楠森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按照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无论是冯先生致力于寻找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中国现实的“结合点”，还是黄先生力图创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此外还包括众多学者对西方哲学成果的创造性汲取和转化，它们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重建当代中国哲学新体系”则似乎应成为我们所有学术工作的总目标和总方向。毫无疑问，当代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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